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模式研究分析
张 杰
（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12期）
摘要：从1911年至1949年，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是在初期的社团、师范学堂、私立、公立的美术教育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期的国统区与延安鲁艺的美术教育，教育理念借鉴与效法“新式”、“兼容并包”、“通才”、“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教育环境；美术教育；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类型：D
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40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美术教育在曲折中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1] 在当时的大学办学者中，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员，因而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借鉴西方的高教艺术教育理念，效法西欧、日本的美术教育体制，探索本土化的美术教育路径，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主流。
一、民国时期的美术教育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远离欧洲战场的中国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社会潮流的推动下经济有了极大发展的机会，民国政府教育部门在教育政策中把美术列为发展的学科，同时社会大众对美术的消费欲求迅速膨胀。 （一）、民国时期的政策环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1912年4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2]1912年9月2日教育部根据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决议公布民国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力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3]在近代高等教育中第一次提出了美育教育。1912年10月22日颁布教育部颁布《专门学校令》，在专门学校类别中把美术专门学校列为专门学校。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既壬戌学制，在总体框架上采用美国学制，这是指导20世纪20年代教育改革的方针。[4]1924年2月颁行《国立大学校条例》，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改革，最终完成了由模仿日本、学习德国到借鉴美国的转变。 （二）、民国时期的美术教育
民国政府对美术教育政策的颁布及大的促进了美术社团、师范学堂、私立、公立美术教育的发展，各画种、流派、风格并立，融进社会，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多元化、大众化的开始。1915年秋季以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如狂飙突进，给高等美术教育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1、民国初期的社团美术
19世纪后期欧洲新型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石板印刷和照相制版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木刻印刷，1875年美国教会学校清新书院在上海创办《小孩月报》，连载了题为《论画浅说》的介绍习画技法的文章；1884年《点石斋画报》创刊，随《申报》赠送订户。上世纪20至30年代不少接受西方美术影响的中国美术家参与各种艺术活动，开办画室和学校。在众多开办画室和学校的美术家当中,周湘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于1852年开办的土山湾孤儿院附属手工工场；1904年丁辅之、吴隐等人在杭州创办西冷印社；1912年留学日本回国的美术家李叔同在上海组织文美会，从事书刊的封面设计；李毅士1927年创办“上海美术供应社”，供应各种美术用品并提供设计等服务；1930年庞薰琹留学巴黎回国以后开办“工艺美术社”，承担广告和商业美术设计；李秋君等人1934年于上海成立的“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不少地区的实用美术工作者纷纷响应，都在从事艺术设计，如蒋兆和、李可染，早年曾从事商业美术工作，此外鲁迅对书籍装帧的关注，丰子恺、司徒乔等人的封面设计，叶灵凤的书籍装帧和插图，张爱玲的封面设计和服装设计等等。 2、民国初期学堂的美术教育
1911年以后中国各地的许多师范学校都纷纷设立图画手工科，强调技术的传授和练习。“图画手工”课程后改称“美术、劳作”课程，成为20世纪前期我国美术教育最主要的课程。如始创于1902年的两江师范学堂，开设图画手工科，“学科以图画手工为主课，音乐为副科，此单一图画言之，西洋画，中国画，用器画（平面、立体），图案；”[5] 1905年奉天体育美术专修科成立；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创立，学习西方和日本艺术教育体制、设置美术专科； 1907年由直隶师范学堂升格的保定优级师范学堂开设了图画手工科；1907年在天津开办的北洋师范学堂开设了图画手工科；1915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三年制图画手工科；1920年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办图画手工专修科；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926年设立美术科，增设西画、国画、图案三个专业等；图画手工科课程有竹工、木工、金工、粘土工、石膏工及刺绣（女生为限）等。
3、民国初期的留学热潮与私立美术学校的出现
在百年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进程中,数量众多的海外中国美术留学生为西方美术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美术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⑴、留日热潮与美术教育
中国的新式美术教育最早受到日本的影响，学堂建立之初，教学多为日本教习担任。当时的中国美术学生多赴日本求学，如陈师赠1904年至1909年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高奇峰1907年至1908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1913年与其兄高剑父1913年又来日本研习制版印刷技术；张善孖1917年至1919年入京都市美术学校学习染织美术，其弟张大千1917年至1919年入京都市美术学校学习染织美术；陈之佛1920年至1926年入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学习工艺美术教育，1923年毕业回国以后在上海开办“尚美图案馆”；傅抱石1933年至1935年赴日学习美术史等等。留日归国的学生将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学习、结合日本本国实际形成的美术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带到中国，为西方美术教育的中国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⑵、留学欧美与美术教育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留学热潮不断高涨,李铁夫1887年至1930年入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冯纲百1906年至1921年入墨西哥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林风眠1919年至1925年入法国第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王祖荫1920年至1929年入德国汉诺威工科大学学习；闻一多1922年至1925年入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常书鸿1928年至1936年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艾青1929年至1932年入法国巴黎自由画室习画等。他们当中很多人回到祖国，将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美术学院教育模式引进中国，为我国现代美术体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⑶、私立美术学校的出现
1911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从实业学堂的技能美术教育到师范学堂的师资美术教育，再到专门美术学校的兴起，中国美术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蓬勃发展起来的是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周湘于1911年上海开设私立中西图画函授学堂，1918年开办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刘海粟、乌始光、汪亚尘等人1913年私立图画美术院正式成立，1914年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改名为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颜文梁1922年创立的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定名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3年学校创建开中国先河的实用美术课，并设印刷制版工厂，成为培养印刷制版人才的发端等。总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以前，从日本回国的美术学子创办私立学校居多，实力最强。这些私立学校改变了早期单纯模仿日本美术教育的教学模式，把对自然的写生放到教学的重要位置，形成西洋画、中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并驾齐驱的教育格局。这种转变，使得西方近现代美术及其思潮大规模东渐，为促成新型的更高层次的国立高等美术专门学校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4、民国时期的中国公立美术教育
1919年以后，各种美术思想及活动广泛开展，蔡元培力推新式美术教育，促使公立美术学校在北京创立，继而各地纷纷开办，从而纳入国家教育政策范围。 ⑴、民国时期的美术教育环境
在变革传统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立场上，具有变革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又高度的一致。1906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意义，强调美育的精神作用和潜移默化改造心灵的作用。梁启超在北京美术学校成立后的演讲中主张将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与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蔡元培1912年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文中将“美育”列为国民教育的五项宗旨之一，1917年做了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6]1919年提出“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其普及美术教育。”[7]蔡元培提倡新艺术活动，推动了新式美术学校的建立。 ⑵、民国时期的公立美术学校
中国最早的公立美术学校是1918年4月5日建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继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以后，1922年成立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蔡元培的大力推动下，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成立。其他如1927年在南京开设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1937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等。[8]1938年1月，在徐悲鸿的倡导下，在桂林开办了“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9] （三）、延安鲁艺的美术教育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延安同桂林、重庆一起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美术教育的主要阵地。延安鲁艺的美术教育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美术运动的革命传统，采取新式美术教育方法，形成了重视深入生活，重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业务技术训练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办学方式。194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成为解放区办学的方向。美术工作者在当地民间工艺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出解放区美术“政治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走向，从而形成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流向。[10]
二、民国时期美术教育的培养模式
辛亥革命后，在高等教育体制上，效法西欧和日本在国统区这一时期，壬戌学制的基本精神得到延续，在解放区美术教学紧密结合社会实践为培养的特点。 （一）、难以摆脱日本“新式”美术教育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形成的新式教育制度最初主要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和日本本土实际需要而形成的新式教育制度。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学成归国后将西方的现代美术教育观念移植到中国，仿照日本教育模式办学，学堂使用的教材多是由日本教习和留日本归国的中国学生翻译，有的学校则直接采用日本的教材，学校从日本购回书籍仪器和标本图画进行教学,许多学校的校舍按照日本的
样式修建，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不仅从事教育工作,尤其对上层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11]
（二）、德国大学“兼容并包”制度的引进与实验
蔡元培1907年至1910年由清政府派入德国留学，深受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办学模式的熏陶，并由此形成了办综合性大学、学术型大学的理念。他在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期间，即主张按德国模式，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大学课程之核心开办综合性大学，这些观点被反映到《大学令》中。1917年他任北大校长之后试图通过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造就学术型人才，他力主“学”、“术”分途。为了使培养的人才具备融会贯通之能力，他高举学术自由旗帜，网罗众家学者，兼容并包，而在教学中，则废年级制、采分系选课制及学分制以打通文理沟壑、舒展个性，由此形成德国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展开。 （三）、美国高等“通才”教育制度的全面借鉴
1922-1949的2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受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模仿，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系科设置、课程内容，到大学实行选课制、学分制，经费筹措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可以讲，民国时期的大学逐渐倡导“通才教育”，大多数名牌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是主张通与专结合、学术性与职业性兼取的。这种教育模式，无疑有助于文理交汇、理工融通，有助于培植学生的自我拓展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如南开大学的“理以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的思路设置文、理、商三科；[12]梅贻琦曾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观点，要求学生兼具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知识，同时，又关注学生今后的就业和出路；[13]竺可桢任职浙大校长时，倡导全面发展，主张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而偏于前者。仔细分析，旧中国大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接纳和推行了美国通才教育模式的基本做法，即兼顾了构成人才发展潜力的“自由拓展度”两个方面的要求。在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明确规定，“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后来则主张以“实用科学”为主旨的专才教育。
（四）、解放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延安鲁艺诞生于抗战时期，培养了大量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需要的文学艺术人才。共产党本身是一所以外来意识形态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校。新民学会、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都曾是革命精英的摇篮，农民运动讲习所则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红色根据地的重要基础，尤其以延安时期的抗大等为典型的标志，显然，这一类的大学不同于一般普通大学，实质是干部培训学校，但上述人才培养原则却影响到建国后的高等学校。解放区的美术人才培养主要是以延安鲁艺的美术教育模式为主。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树立了走艺术大众化道路的信念。鲁艺的美术教育思想及经验对新中国美术教育也产生了持续影响。
三、结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高等美术教育在曲折中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从无到有,“以日为师”、“兼容并包”、“通才”教育的思想并存并立，历经环境与制度多样变迁。在当时的美术教育者中，许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仁人志士，因而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艺术理念在美术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近代历史中，外国列强屡次入侵我国所造成的崇洋媚外背景的原因，中国在接受西方的美术教育理念的时候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来照搬西方的写实主义人才培养模式，引进西方有形的教育体系，没有考虑中西方文化源的差别，没有能与中国的传统哲学观相融合，忽视了社会是教化体系的内核，只注重方法的模仿与技术的吸收，没有注意与中国传统生态空间与精湛工艺美术的结合，没有认真分析“借鉴而来”的美术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忽略了继承与创新是一脉相传的，忽视了对传统美术教育培养模式的继承，缺乏西方艺术加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待知识的行为与意识犹如“狗熊掰棒子”的眼前功利主义。
我们回顾民国时期的美术教育发展模式，使我们知道学习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各国的美术教育模式都有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的。所以，现代中国美术教育必须在向传统与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办学模式的核心。要深刻分析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各种理论观点，倡导一种基于文化基础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