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翻译思想综论
摘要：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外语，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结合自己纵横捭阖的广博学识，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观点，涵盖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几个主要方面，为我国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翻译学科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了良策，迄今仍有着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本文拟对此作一综述。
关键词：季羡林；翻译观；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3-0114-08 引 论
季羡林先生治学广博，人寿学丰，在哲学、美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印度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成绩斐然。他能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学者的使命感，高屋建瓴，发前人或时人所未（敢）发，如空谷足音，往往深入浅出，却又深中肯綮，鞭辟入里，为我国多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作为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学者、翻译大家以及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他长期关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而且通晓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
吐火罗文等东方古代语言。现在，一代硕儒千古，沉痛悼念之余，也许我们更应该及时挖掘、整理、学习先生令人景仰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成就，并予以继承、发展。仅就翻译而言，他十余年焚膏继晷，无怨无悔，罔顾一个时代的荒诞，坚忍不拔，翻译出版了《沙恭达罗》、《罗摩衍那》等印度古代经典，为我国东方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自己纵横捭阖的广博学养和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先后提出了许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观点，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季先生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 关于翻译标准/原则
只要是谈翻译，就不可避免地要谈翻译标准这个老话题。季先生对时下外国那些新潮而玄虚的翻译理论/标准不太以为然，不是动辄追逐西潮，以西学为体，因而丧失自己的话语（权），而是立足本土，求其适用性，这与他一贯倡导的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是一致的。他总是善于挖掘传统的丰富资源，放眼世界，以跨多学科的视野，辩证审视在西潮冲击下我国学科的健康发展。为此，他曾经撰文提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1]，明确指出：要搞人文科学，必须搞出我们中国的特色[2]13。具体而言，他在“新日知录”一文中，不仅“呼唤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
批评”，而且据理认为，沿着基于印欧语系而成的《马氏文通》这一路子走下来的“真正的汉语文法仍然未能成立”，从而严肃指出，“汉语研究必须改弦更张”[3]；不仅要“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根植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4]，促进文论研究的本土话语生成；而且要立足本土，促成“美学的根本转型”[5]。这些观点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石破天惊，但并非拒弃西方，却无不经过作者长期认真的思考论证。不同观点或容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我国时下比较普遍存在而习焉不察、惟西学马首是瞻从而轻易丧失自我的相关学科研究趋向之弊，不乏纠偏灌顶之益。 从他这种既不失世界视野更立足本土实际的一贯意识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他谈论翻译标准/原则时不迷新、不惟洋、不务虚，而更喜欢挖掘、诉诸中国的传统资源以解决本土的实际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他会在不同的时间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进行反复阐释。早在1986年与许国璋先生合作的“翻译”一文中他就表示，“‘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6]4。
自打严复这“三字经”问世于以来，学人不断对此进行或阐释、或批评、或补充；完全肯定者有之，完全否定者有之，部分肯定部分否定者有之，认为已经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而过时者亦有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不管引进了多少时新的翻译理论与标准欲取代之，无论何人欲解构之而后快，这一标准仍然挥之不去，尽管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仍然不失为一个简洁明快的标准/原则，足见只有积淀着传统美学价值底蕴的东西才能展现出如此强盛的生命力。他将其分别对应于作品、读者和语言，并不像有些学人那样割裂其应有的相互联系或片面强调哪一点，而是视其为作品、读者和语言的相互关系，辩证地将这三者综合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以“信”为本体论，“达”为目的论，“雅”为方法论。这样就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方分析思维之弊端。他一直强调，“西方的思维模式的基础是分析”，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2]8；“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7]。他对这一翻译标准/原则的思考，正是其重“整体概念，普遍联系”[2]8这一综合思维的自然/必然体现。也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在中国谈翻译，一般无所谓西方常有的“翻译可能论”与“翻译不可能论”这种形而上之争，因而“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作细致的分析，而是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而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8]6-7。诚哉，斯言！
千百年来，我国译界的探讨集中表现为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形似―神似之争这种多翻译技巧的探讨，一直聚讼纷纭，难于定夺，互不买账，总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大多论说难以脱出就事论事的窠臼，鲜有学者能站在语言文化的高度，为其背后的成因提供如斯令人信服的深度剖释。 在1994年发表的“翻译的危机”一文中，他批评西方的一些翻译理论尽管分析得非常细致，显得十分深奥；然而究其实，却如绣花枕头，无补于实用。他认为，“为一些人所非议的严又陵的一句话：‘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道理十分简洁明确，然而又切中肯綮，真可谓‘要言不繁’了。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多一个也似乎没有必要。能做到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6]21。从中不难看出，比起深奥的理论，他更重实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正如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他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评容有商榷之处，但如果详加审视，我们恐怕也难以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其实道出了有些人想说又不敢/不便说的某些实情。 他对这一“三合一”的标准，并不是一视同仁地加以平等对待，而是突出主旨，兼顾其他，即，以求“信”为第一要义：“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这个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我探讨翻译问题，评论翻译作品，首先就是看它信不信，也就是，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如果这一点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