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一）泛亚主义与二十世纪远东
2015.10.31 上海讲座
1、脱亚入欧 2、英日同盟 3、反目成仇
1、脱亚入欧
今天我们提一下大亚洲主义或者泛亚主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近代远东的历史是非常关键、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原因，是因为人为地构建历史体系，把前后几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基本上切断了。
“泛亚主义”产生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一个纯粹的日本现象，毋宁说是以日本为主，大清、朝鲜和越南士大夫都参加过的一个集体现象，它是欧洲势力渗入远东的一个自然现象。最初的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日本的汉学家，他们首先倡导泛亚主义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说，欧洲人强势进入远东，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鲜、越南也好，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较相近的亚洲国家能够团结起来，构成强大的联盟，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势力。
泛亚主义最初的代表，像胜海舟（1823-1899，幕府中的开明派、幕府海军的
创立者，劝说德川庆喜向朝廷献城投降，晚年受封伯爵）这些人，开始提出他自己
观点的时候，德川幕府还没有倒台。胜海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士。在幕府当官的时候，幕府的大佬问他，你对日本和西洋各国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去日本和西洋看过，其实全人类大体上来讲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说，在西洋能够占到人上人那个地位的角色，一般来说都有些过人的长处，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见得是这样。那位大佬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说，你这个年轻人太傲慢了，怎么能把这样的话都说出来。这是他在年轻时候的做法。
他当时提出的计划是，东亚的主要希望就寄托在大清和日本这两国上，因为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倒下来了，现在这两国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赶紧兴办教育，开辟利源，尤其是要发展海军，等两国的
海军势力强大以后，结成可靠的联盟，才能对抗欧洲人的势力。他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在日本因朝鲜问题跟清朝关系恶化以后，他是极少数坚持日清两国应该友好、不应该打仗的人士。他之所以坚持这个逻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东洋在世界上是处在比较弱势、比较危险的形势上，在这种情况下，日清两国特别有必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兄弟之争，如果搞起兄弟之争来，那么就更加没有什么希望了。
不要说他是这样的，后来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脱亚入欧这种理论的创始人，著名的福泽谕吉（1835-1901，教育家、思想家，引入西学、
创设学塾、创办新报、普及新知），他的肖像现在还印在日本纸币上。其实一般
人不大注意，福泽谕吉在年轻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也是日清提携和大亚洲协和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鼓吹这些东西一直鼓吹到李鸿章搞《天津条约》（1885年4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
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那个
时代。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纯洁地要求东洋人提携起来，中日韩三国团结起来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在《天津条约》的时候，伊藤博文跟李鸿章谈判的时候遭到李鸿章严重的侮辱，日本举国鼎沸以后，他才带着一种近乎赌气的态度写了那篇著名的脱亚入欧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间他把大清称为恶邻，他说日本以后要脱胎换骨的话，不能对这种恶邻抱有什么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去学欧洲人吧，不跟他们合伙。现在的人一般是纯粹从文本方面来理解，觉得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声、日本近代化的先声。其实对福泽本人来说，因为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国父和重要人物，只是众多维新派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你得从当时的语境上理解，他当时也是基于爱国之情，觉得是日本人被李鸿章严重地侮辱了，我们是一番好意要跟你们联合，结果没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这么欺负我们，算了我们不跟你玩儿了，我们自己去玩儿了。其实他当时就是这种心理。脱亚入欧的理论，是从这种心理上产生出来的。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地主张泛亚主义的人，到后来都转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
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像桂太郎（1848-1913，明治、大正两朝重臣，山
县有朋的弟子和代言人，三次组阁，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是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些人，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中日提携、泛亚主义的口号
喊得很响的，但最后都转向了。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势比人强的缘故。也就是说，你谈论泛亚主义是抽象谈论，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冲突问题上，你就很容易坚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胜海舟是一个例外，但他不是多数派。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关口。甲午战争以前，明治维新中倡导中日提携的好多人，在这个关口上都坚持不住，最后变成为国粹主义者了。
泛亚主义者最早期是三个组织：振亚社、兴亚会和玄洋社①。这三个组织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国际主义的，或者说它们是东洋人的组织，而不是纯粹日本人的组织，它参与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员，朝廷的官员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都有。大清派驻日本的最早两位公使，包括何如璋（1838-1891，
被李鸿章称为“翰林馆中通晓洋务者”，1877年出任驻日公使，1882任满归国），包
括后来写《日本国志》的黄遵宪（1848-1905，1977年出任驻日参赞，何如璋在日
期间所写文件多为黄遵宪所拟，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都参加过他们的组
织。再往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它们的成员，孙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们的成员，它们出版的杂志，官方语言是汉语。当时日本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会汉语是一个普遍现象。再加上泛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就是，振兴大东亚，把大东亚从白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
①1878年曾根俊虎创立振亚社，主张亚洲连带论的兴亚论；1880年兴亚会成立，创立者长冈护美、渡边洪基、曾根俊虎；1881年头山满创立玄洋社；1901年，在原玄洋社基础上成立黑龙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黑龙会总部成立。
大清在这方面的反应可以分为两种层面。对于日本交涉比较密切的那一批人，对这一方面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1836-1895，李鸿章部属，北洋舰队提督，甲午战争中战败自杀）、公使何如璋这些人，都是积极响应这方面，态度的。著名的长崎事件中②，当时两国之所
以没有打起来，跟丁汝昌当时抱有这种想法是有点关系的。当时海军将领的权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通讯之类的不大灵便。当时在海外的外交人员和将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要大得多。像当时那种情况，北洋舰队的水兵已经在长崎跟日本警察打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舰队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权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是敌意很强的话，他真的可以升起军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没有这么做，理由是怎么说呢，因为中日提携，中日之间应该友好，结成一个联盟。最后双方是讲和，相互赔款了事。最后讲和的酒会上，丁汝昌还兴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说，我们大家都是东洋人，打来打去不好，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将来建立中日联合舰队，可以不要让欧洲人欺负我们。日本东道主对这一点表示非常赞赏。这是大清方面比较对日友好的这一方面的看法。
②1886年8月，丁汝昌率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舰到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展开“亲善访问”。北洋官兵登岸观光时，部分水兵在风俗场所酗酒斗殴，与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水兵还攻击了警察局，冲突导致水兵方面5人死亡(一说10人)、44人受伤、5人失踪，警察方面死亡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多人受伤。事发后，北洋军舰一度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进行恐吓。两国谈判后，日方对清方进行了赔偿。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游说，包括像是曾根俊虎（1847-1910，海军军官、立志振兴亚洲的活动家，多次赴清考察，介绍何如璋、王韬等
加入兴亚会。他死后孙文曾为他扫墓）、胜海舟这些人都做过这些事情，跑到北
京来，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够像日本一样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体和军队共同对抗西方的时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这跟李鸿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像王韬（1828-1897，1848-1850年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1867-1870
年漫游欧洲，曾应邀在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日本《循环日报》，1879年应日本友人邀请，赴日考察四个月）他们东
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李鸿章幕府的人、洋务派督抚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经常交换思想，他们都是维新派。但北京朝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游说北京朝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接二连三碰钉子，灰溜溜地
回去了。朝廷不是说要反对你，而是对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李鸿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鸿章本人在朝廷游说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常受这样的待遇的。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着反对，只要不理就行了。很多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最初进入政坛的时候，是抱着理想主义态度，在各国之间来回游历的，但是在北京碰了钉子以后，就一变而为反清，认为是大清不可救药，只有日本自己单干。这个原因也是双方面的。对大清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来说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鸿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这些总督打交道的，他们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还觉得这些总督府的人搞改革开放算是比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对大清整个绝望了。后来到甲午战争前夜，你看早期泛亚主义的分化，就可以看出这个背景来。走南方路线，或者是走总督府路线的这批人，对大清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线这一批人，最后就变成坚定的反清反华分子，觉得不打倒大清，什么事都没法说了。
甲午战争是一场很奇特的战争。日本人的宣传部门好像怀有一种统战的心理，就是说，他们只反清，不反中国，号召十八省的义士把满洲朝廷打倒，然后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搞维新变法，好像他们是专门来搞革命似的。但是这个宣传不是完全落空的，后来孙中山他们其实干的也差不多就是这种事情。只不过这事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刚刚萌芽一点，后来才真正地蔚为大观。
甲午战争这个关口过了以后，泛亚主义的团体就发生了一次严重分化，也就是说，以后，你很少看见朝廷一级的官员，像何如璋或者李鸿章手下的大员一样，理直气壮地捐五百两银子加入兴亚会或者振亚社，然后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诗作赋这样的情况了。甲午战争以后，朝廷上层，至少北京这一块来说，跟日本算是结了仇了，以后你再参加日本的活动，就显得政治不正确了。但是民间还是这样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参加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的创立者。1894年曾支援朝鲜东学党；1897年认
识孙文，此后一直大力扶助他；1901年组织黑龙会；1903年参加对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宣战，又协调孙文与黄兴，促成同盟会的成立）和曾根俊虎他们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