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绩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
《中国传统设计文化导论》结课作业
学生姓名 高志宽 学 号 06162245 所在院系 信息与控制学院 任课教师 姚 君
一，《考工记》中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
《考工记—轮人》提到“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车的轮子太高的话,人不容易登车；轮子太低的话,马拉车就非常费力,根据不同的功能 需要,兵车、田车、乘车的车轮尺寸要有所调整,车轮的尺寸要以人体的尺度为设计标准,以方便人的活动为原则。
其次在车盖的制作中，关于车盖的高度提到“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也卑，是蔽目也。”
盖的高度过高，有碍于进出城门；过低，则遮蔽御者的眼睛，影响驾御。所以盖的高度定为十尺最为合适:“是故盖崇十尺”。
这两点都说明古人的设计思想中包含了现代“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主张。那时人们已经明白，应该通过对物本身的调整，来达到人在使用物时的一种平衡与和谐，而不是让人通过自身的调节去适应物的结构。无论是“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还是“盖也卑，是蔽目也”等都要求所造之物要符合人体的生理需求，从而使人可以很好的，和谐的操作和使用物。
其次，为了创造物功能的更好，更有效率的实现，这种“人体工程学”的设计思想推及到拉车的马之上。“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 就是说轮子太低的话,马拉车就非常费力。这里，人机工程学已经被推广到动物的身上。这一推广，正是古人对尺度的细微观察和研究。也是古人对功能重视的表现。
“工业设计是人为事物的科学”,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主导因素。人是产品设计的主体,也是产品设计的目的,因此产品与人密切相关的部分是设计的重点。《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工艺制作技术体现了古人在设计活动中对人的关注。
二，明代家具的风格特点
1. 造型简练、以线为主
明代家具的比例极为匀称而协调。如椅子桌子等家具，其上部与下部，腿子、枨子、靠背、搭脑之间的高低、长短、粗细、宽窄，都令人感到无可挑剔的匀称、协调，并且与功能要求极相符合，没有多余的累赘，整体感觉就是线的组合。刚柔相济，线条挺而不僵，柔而不弱，表现出简练、质朴、典雅、
2. 结构严谨 作工精细
大方之美
明代家具的卯榫结构，极富有科学性。不用钉子少用胶，不受自然条
件（潮湿或干燥）的影响，制作上采用攒边等作法。在跨度较大的局部之间，镶以牙板、牙条等，既美观又加强了牢固性。时至今日，经过几百年的变迁，明代家具仍然牢固如初，足以体现其结构的高科学性。
3. 装饰适度 繁简相宜
明代家具的装饰手法和装饰用材多种多样。但是，决不贪多堆砌、曲意雕琢，而是根据整体要求，作恰如其分的局部装饰。使整体上保持朴素清秀的本色。可谓适宜得体锦上添花。
4. 木材坚硬 纹理优美
明代硬木家具充分利用了木材的纹理优势，发挥硬木材料本身的自然美，大都呈现出羽毛兽面等朦胧形象，令人有不尽的遐想。其用材多为黄花梨、紫檀等高级硬木，本身具有色调和纹理的自然美。工匠们在制作时，除了精工细作外，不加添饰、不作大面积装饰，充分发挥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纹理特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审美趣味。
三，博物馆手工艺文物
我的家乡邹城，比起周围的曲阜、济宁来说，名气不是很高。但其作为孟子故里，保留下来的石刻却十分珍贵。
“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碑以数量多、价值高而闻名天下。石刻艺术是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邹城的汉碑是济宁汉碑的重要组成部分。
邹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在这其貌不扬的石刻展厅。本来到达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一睹“秦峄山碑”的真容。和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聊天，得知原来这里的镇馆之宝并不是“秦峄山碑”，而是另一块石碑——“莱子侯刻石”。这块石碑标志着中国汉字由小篆向隶书的转变，异常珍贵。
莱子侯刻石：国家一级文物。这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刻被郭沫若先生称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由于此碑无额，文前也无碑名全称，它的碑名前人所称不尽一致，有《天凤刻石》、《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莱子侯封冢记》等。
历史：提到《莱子侯刻石》，这还要从莱子古国说起：莱子国是我国西周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方国，位于今龙口市附近。公元前567年，莱子国为齐国所灭，莱子国贵族被迁至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遗址附近，并在当地繁衍生息。公元前16年，莱子国一贵族为一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储子良为特使，召集了一百多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动，并告诫子孙珍惜封地，特请人对此事撰文立石。可惜该碑此后在山间沉寂了两千多年，一直无人识其珍贵之处，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1972年）才被王仲磊发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又由藤县、邹县的三个秀才访得，三人在碑石右侧刻跋文，记述寻碑
经历。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均先生得知后，不惜花重金将其收藏，成为其收藏的十件文物精品之一。后一直存放于孟府。2002年博物馆开馆之际，将它移入石刻厅内，至此，这块稀世汉碑才被公诸于世。
造型：刻石长60.5厘米，宽46.5厘米，厚5.8厘米，为长方形青灰色水层岩。刻石隶刻7行，行5字，共35字：“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储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勿败坏。”行间有界格，外有边框和斜线。刻石字迹清晰，刻痕显露，保存完好。西汉新蟒天凤三年为公元16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线质略存篆书意味。
工艺：据文物专家考证，莱子侯刻石实际上是从古隶到典型汉隶的一种过渡性书体。西汉的隶书，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堪称是石刻中的“熊猫”。清代以前发现的西汉石刻，只有五凤刻石、麃孝禹碑、莱子侯刻石等。其中莱子侯刻石更为出色，它体现出作者渊博娴熟的传统功力和勇于标新立异的卓越艺术才华。文化大师郭沫若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致函邹城文物部门，称莱子侯刻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开篇”。另外，莱子国作为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莱子侯刻石对于考证莱夷文化、莱子国的历史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文化背景：清人杨守敬评此刻“苍劲简朴，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清人方塑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评价“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简言之，这件石刻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是隶书成熟之前的作品，虽在技法上、规范上
尚有欠缺，但也正因如此，它的原始意味、山林野趣、古拙苍简的气息是成熟作品所不具备的。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