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再思中国哲学
摘要：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宽泛而言, 理解中国哲学与理解广义的哲学无法分离, “何为中国哲学”与“何为哲学”也构成了在逻辑上彼此相关的两个
方面。在面向智慧的多样探索中, 哲学同时又呈现不同的形态, 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特定形态, 也内含自身的特点。与之相联系的是认同与承认的互动。认同以肯定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为指向, 承认则侧重于把握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从具体的进路看, 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同时涉及史与思以及中西古今的关系, 后者也是中国哲学在今天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
以智慧为把握世界的形式, 哲学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知识的特点在于以分门别类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 然而, 现实的世界在被“分”而“知”之以前, 本身是统一的整体, 对现实的世界真切理解, 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 回到其整体、统一的形态。同时, 知识主要追问“是什么”的问题, 这种追问更直接地涉及事实的领域, 并与事实层面的“真”相关联。哲学则不限于事实层面上“是什么”的追问, 而是同时以美、善等多方面的价值领域为关注对象, 这种广义的价值关切, 构成了哲学之为哲学的规定性之一。
从形式层面看, 哲学具体展开为运用概念的理论性活动。徳勒兹在《何为哲学》 (What is philosophy) 一书中指出, “哲学是涉及创造概念 (creating concepts) 的学科”[1], 诺齐克也提到, 哲学家总是偏爱推理[2], 而推理的过程便包括运用概念进行论证。这些看法从形式的层面, 注意到了哲学的特点。
中国哲学虽然没有philosophy意义上的“智慧”这一概念, 但是很早就有了关于性与天道的探索, 这种探索后来被概括为性道之学, 并与专门之学相区别。专门之学主要以“器”和“技”为追问对象, 性道之学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形而上之“道”和人自身存在的思考。在超越以分门别类的方式从事技术、器物层面的研究这一点上, 性道之学和智慧的追问无疑具有相通性。历史地看, 儒家讲道器之辨, 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3]。这里的“器”是经验领域的对象, 与之相对的“道”则不限于经验层面、无法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去把握。道家肯定“技进于道”, 其中的“技”也主要与经验之域相联系, 所谓“技进于道”, 则意味着对世界的理解应从经验领域的“技”, 提升到“道”的层面。“器”与“道”之辨、“技”与“道”之别, 都包含着对知识性或经验性探求与“道”的追问的区分。
从形式层面说,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比较注重直觉、体验, 这种看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 但从更普遍的层面看, 中国哲学同样未离开运用概念的过程。从中国哲学不同学派的区分中, 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众所周知, 中国哲学从先秦开始, 便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而学派的区分往往基于其核心的概念。以先秦的儒家和墨家而言, 《吕氏春秋》已提到, “孔子贵仁”, “墨翟贵兼”[4]。“仁”和“兼”即属儒、墨两家的核心范畴, 正是这种核心范畴, 赋予儒、墨以不同的思想品格。从学派内部来说, 其不同人物之间的区分, 也与基本概念的运用难以分开。儒家之中有孟、荀的不同进路, 而其思想的分野, 便与他们运用的不同概念, 如性善、性恶等相联系。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 从“道器”到“理气”, 从“有无”到“体用”, 从“心性”到“知行”, 等等, 中国哲学所运用的概念展现于不同的方面。同样, 先秦的名实之辨, 魏晋的辨名析理, 佛教传入之后的名相辨析, 等等, 这些思想衍化和传承都与概念的运用相关联。
以上考察从正面或肯定的方面表明, 中国哲学在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上, 都与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之间具有相通性。从反面或否定性的方面看, 同样可以注意到以上的相通性。所谓反面或否定性的方面, 主要关乎哲学可能出现的不同偏
向。中国哲学衍化过程中出现的某种偏向, 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可能出现的偏向, 每每呈现相通性。前面提到, 哲学从形式层面来说, 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活动。然而, 如果把注意之点仅仅集中于运用形式层面的概念之上, 而对哲学之为智慧之思或性道之学所具有的内在特点缺乏充分的关注, 便可能使哲学等同于语言分析, 这一趋向在20世纪初以来的分析哲学中, 便表现得十分明显。尽管分析哲学包含很多值得重视的内容, 但就总的进路而言, 它往往限定于语言中而或多或少悬置了智慧的追问这一实质层面的哲学品格。历史地看, 这种趋向在中国哲学中也不难注意到。中国哲学之中很早就存在注重名物训诂的进路, 从汉代的经学到清代的学术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一路向在关注名物训诂的同时, 往往与性道之学彼此悬隔,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与前面提到的分析哲学以语言分析为主要内容而疏离智慧之思, 具有相通之处。在时下的中国哲学研究中, 也经常可以看到追溯语义的趋向, 如谈到某一概念, 便动辄回溯相关语词的原始语义, 其具体方式包括考察金文、甲骨文 (如果有该字) 中的构字形态、本来涵义, 等等。语义回溯当然不失为理解中国哲学某些概念涵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但是如果整个研究过度依赖于这种语义分析和语义追溯, 甚而由此将研究的方式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则显然容易导致类似分析哲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