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四次高潮与变迁
摘 要：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之间仅仅相隔一个海峡，双方在历史上相互纠葛，关系几经起伏，两国的文化也在历史的铁流中不断地碰撞、融合和交互，最终分道扬镳。从时间上看，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从空间上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痕迹从辽东半岛一直可以延伸到海南岛，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中日关系也在不断变迁。本文将以时间为顺序，回顾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四次高潮与变迁。
关键词：中日关系，日本文化，历史
0 引言
周总理曾用“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来概括中日关系，近代以前，两千年和平使中日两国能够汲取彼此的文化与营养，五十年的对立却使得两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建国以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双边经贸领域的主题始终是合作与发展，但在政治安全领域却逐渐从友好演变为摩擦、对抗。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只有明确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理清彼此文化的统一与矛盾，才能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日本，透彻地了解与分析中日合作中的矛盾与利益，为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新的土壤。
1 第一次高潮：绳文、弥生时代
有史料记载的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彼时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时局动荡，为了躲避战乱，一部分江南人东迁入日本，但早在这之前就已有人从中国迁徙到日本。日本地处远东的最东端，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从大陆迁徙的通古斯人（满族人的祖先），蒙古种人，以及南方的马来种人很少回流，与从朝鲜喝中国赴日的韩人和汉人共同组成如今的日本人，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不是单一人种，而是经过长期复杂的多人种混血过程而形成的，这在古日本语的构成中也有体现。
由于年代久远，现今已无明确证据表明中日究竟何时开通航路，但对日本人祖先血缘的分析中，比较主流的假说有“吴人后裔说”，“越人后裔说”，“徐福后裔说”等，吴越同源，都坐落于中国江南地区，这说明自古以来，江南与日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条海上通途。“吴人后裔说”的内容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致使大量的吴越人东渡，成为弥生时代最早的大陆移民，其后避乱的秦汉移民接踵而至。另有史籍《翰苑》残卷第30倭国条中记载，倭人“文身黥面，犹称太伯之苗”，太伯即让位于三弟季历后建立吴国的泰伯，泰伯之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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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人之后。《资治通鉴》中也提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其支庶入海为倭”。而“徐福东渡说”则在《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亶洲据考证可能是八丈岛或种子岛，而史记中记载的徐福（徐市）“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中的“平原广泽”可能是现在的日本九州地带，即使两千多年过去，日本依然存在有大量的徐福活动的痕迹，明治维新之前天皇主持的对徐福的祭祀超过80次，足以证明徐福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
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往往是单向的，被动的，日本当时尚处于新石器文化时期，中国也正值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转型，政权分裂，诸侯割据。这些因素注定了这次交流是不完全的，但即使是这种不完全的交流，也推动日本社会向前发展了至少数百年，使日本进入农耕社会。
中国是世界稻作农耕的起源地，中国之内又以江南的稻作农耕为最早，彼时日本还处于狩猎渔猎过程，日本水稻耕种技术的起源大概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弥生时代初期，由移民集团从海路传入，这次改变结束了日本7000年左右的绳文时代，使日本迎来了新文化时代弥生时代。身负高度文明和先进技术的吴越移民席卷了进化缓慢的绳文社会，生产工具的改良和人的群居生活质量的提高给日本上古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其中 最大的变革在于宗教和文字。
随着水稻耕作的推广，铁制农具的普及，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们对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弥生人的信仰由山川草木的自然灵和精灵信仰，逐渐发展到以农事为中心，在春秋两季祭祀的稻田神信仰，并把神灵的作用，力量，观念等神格化，多神化。人们的宗教行为也从咒术阶段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祭祀阶段的氏族共同体行为，与宗教信仰、祭祀结合而存在于实际生活中，这成为日本原始神道的起点，也是日本上古文化的中心位置。
而文字是改变日本历史的另一大变革，根据考古学的精密考证，直至绳文时代的许多遗物如土器、骨角器等并没有文字的痕迹，说明当时还没有足以将语言从听觉转向视觉的文字的技术，《隋书·东夷传·倭国》也记载倭国“无文字，惟刻木结绳。”文字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文字的出现，使历史脱离了口传身授的阶段，得以记录历史。人类的思想、文化由于文字的出现而不会失传中断。同时，人类透过文字这种高效的信息传播工具，大大提高了文化、思想、艺术、技术等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和效率。而汉字的传入打破了日本没有文字的局面，为日本的语言提供了书面载体，极大推动了日本文明的发展。
这次中日文化第一次交流的高潮，不仅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保证今后中日的文化交流能处于一个较为平等的地位，更在日本文化中埋下了中国文化的种子，为今后的中日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第二次高潮：奈良天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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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文化（710年-794年），是指日本以平城为京城时期的文化，于天平年间达到全盛。这一时期日本文化繁荣，社会从氏族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以皇室为中心的古代国家体制，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为古代国家的建设的完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唐朝的制度、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在城市规划、寺庙建筑等方面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日本也逐渐摆脱了对唐朝文化的简单模仿，将唐朝文化及佛教成功本土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对后世的日本文化也具有深远影响。
但奈良文化的辉煌并非一日之功，在这之前有两个人对第二次中日文化交流高潮的形成功不可没，这两人一个是王仁，另一个便是圣德太子。
王仁，其生平如今已不可考证，甚至有争论其人是否存在，但据《古事记》在应神天皇的“文化渡来”一节中记载，王仁于公元285年上贡时，献上汉籍若干。汉籍和汉字的传入，是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之前便已经提到公元1世纪汉字便已经传入日本，如何传入的不可考证，但汉籍的传入则很可能与王仁有分不开的关系，不仅如此，王仁的出色表现使王仁之后的天皇对子女教育都是请外来的大陆学者担任教师，以个人传授的方式讲解大陆学问，这成为了日本儒学的起源。
圣德太子是飞鸟时代的皇族、政治家，用明天皇第二子。他在摄政推古朝时期，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以儒学，佛教为指导思想，制定一系列典章。除此之外他还大力弘扬佛教，积极推动日隋外交，吸收中国先进的儒学文化和制度，唐灭隋后，他又继续派出遣唐使，带回大批的儒学经典，广为流传，不仅促进了儒学和佛学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还为汉文学的引进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正是因为这两人的存在，奈良时期才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自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到公元893年，学问家菅原道真上书谏言废止，遣唐使制度一直持续了263年，期间日本共派遣遣唐使19次，成功抵达大唐长安的有15次，每批遣唐使人数在500-600之间，分乘4船渡航，遣唐使团除出使的大使，副使，以及各种官吏，侍从，船夫外，还有乐师，手艺师，占卜师，医师等各类专业人士和留学僧，留学生等，这些人大多是有教养，对唐文化有一定造诣的名士， 其中不乏杰出者，留学生中比如有与李白、王维私交甚好的阿倍仲麻吕， 大力推动天平文化音乐发展的吉备真备，对日本文学有不能忽视的影响的山上忆良，留学僧中有开创日本茶道文化的最澄，借鉴《文心雕龙》编撰诗论集《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的空海等。
而中国方面也有大量的学者僧人赴日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高僧鉴真应日僧之邀，赴日弘法，虽然经历磨难五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但仍然矢志不渝，终于于第六次成功抵达日本，先在东大寺设坛传授戒律，后创建唐招提寺，收徒弘布佛法，传播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医药等等诸门知识，对于奈良时代的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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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日两国的如此繁盛的文化交流影响下，奈良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采用汉文，中国文学史上的形式风格乃至思想内容都影响到了日本，并给日本以文学启示。日本最早的汉文诗集是《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都成于唐中叶，深受六朝到唐初骈体文的影响，最古的和歌《万叶集》，日本人比做中国的《诗经》，五七调的确立，系仿中国五七言诗，长歌系仿乐府古诗，诗歌体裁或仿刘伶《酒德颂》，或仿李白《月下独酌》等。此外，如游宴，赠答，和歌，题咏，送别等，大抵皆袭取唐朝诗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铜壶卷，就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在文字上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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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在宗教上，日本入唐学问僧人除将中国佛教各宗派带回日本外，归国携去经典极多。日本奈良时代的所谓的古京六宗，均为中国的宗派，如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风，玄肪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中国鉴真法师赴日传法，日本又成立了律宗。
在社会习俗上，日本也受到了很多唐朝的影响。建筑风格上，日本由原本的简素性，调和性和非对称性的自然性格逐渐与中式佛寺建筑风格融合，如土间本殿、人字形屋顶、以无色为原则等风格开始在日本出现，庭园建筑也逐渐在日本传播并自成风格；表演艺术上，日本的戏剧先后吸收中国、三韩地区的伎乐和舞乐，为下一时代艺能的日本话奠定了初步基础；生活习惯上，日本的和服、茶道、饮食、甚至节日风俗等等，直到现在还能找到很多唐文化的痕迹。
唐代中国经济文化均为世界翘楚，稳定的统治，开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外交通均为唐文化的对外散播打开了便利之门，唐朝是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日本从博大精深的唐文化中吸收、借鉴，参考、改良，其影响深远至今。
3 第三次高潮：镰仓、室町文化
与前世相比，镰仓时代可以看做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转折。一方面，镰仓时代重新恢复与宋代的文化交流，中日两国的交流由唐朝的国家间的正式交流逐渐演变成繁盛的民间交流，入宋僧在吸收宋学和禅学的同时，还从宋朝引进了茶文化，书法艺术，陶瓷器，染料和印刷技术等等，宋学和禅学对日本的影响贯穿整个中世时代，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另一方面，它不再像从前的古代律令制时期那样，以汲取中国政治制度为核心，构筑律令制的基础，相反，从此时起，开始走上了独特的武家政治的道路，这对于日本此后的社会面貌，乃至历史道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这一期间中国对日本最深远的两大影响，一个是宋学，另一个是禅宗。 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宋学初传日本始于镰仓时代，镰仓中期宋代儒学已经完成更新，形成了以二程和朱熹的“理气”新关系作为宇宙本体的理学思想体系，影响日益扩大。留宋日僧俊芿于公元1211年从南宋带回汉籍2000多卷，其中包括四书和朱子学书籍200多卷，这是日本第一次传入程朱理学，由于其与禅宗的心性论结合，新儒教的传布与新佛教的传布紧密结合，并受到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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