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以求得社会进步，从而推动人的发展与个性成长。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还具有或承担着人的个性成长与发展、不断建构基本制度认同与现代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12]。
面对“异化”，面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仅不同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发着新的社会发展危机，党立足于实践的价值维度，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通过逐步“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2]来消除阻碍人的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向度上，“以人为本”的人以何种形态存在？有哪些合理的发展诉求？治国方略应怎样转变才能实现这些要求？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价值向度上的延伸发展，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发展共识的关键所在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会在大众化的外表下逐渐丧失基本的“话语权”和引领力。 结语
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内涵式发展向度，批判性与建构性向度侧重于理性(认识)层次，人的发展向度侧重的是价值(实践)层次。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动力机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特殊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既需要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通过批判性、建构性与人的发展客观冷静地确立历史方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因各种影响而迷失自我；又需要在指导思想上，在批判性、建构性与人的发展这样几个基本的内涵式向度上有所开拓，这样才能在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持久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发展其理论先导与思想引领的内在能力。 注释：
[1]具体论述可参见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边立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成果》，《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许雁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2]不能仅仅理解为现成的一般性的、结论性的原理。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在1888年《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重新引述了这段话。
[4]这一手稿中的批判以“经济学批判”为中心，但并不局限于此，主要包括：(1)以“异化劳动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以“人的本质”为中心的哲学批判；(3)以扬弃异化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批判；(4)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批判(特别是对黑格尔一般辩证法的批判)。这不仅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而且反映出其基本立场。
[5]由于本文主旨和篇幅的限制，对马克思在各层面“批判”的具体展开，可参阅余源培、吴晓明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德里达也认为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和最具活力的部分，因而最值得继承弘扬。参见(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2—125页。 [7]对当代中国而言，“发展危机”若化解不好，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会急速地转化为“生存危机”。因此，“中国特色”的历史前提与动力从根本上来讲在于“生存危机”。
[8]长期处于弱势甚至无权的状态，基本没有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常常成为世界强权掠夺、遏制和指责的对象，无论在法理上、道义上还是事实上，中国很难把国内的危机导引到他国，也很难“巧取豪夺”别国的财富与资源。所以，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只能将主要化解机制的建设放在国内。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更强的吸引力、凝聚力与魅力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才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谋求合作与发展。
[9]与中国不同，西方社会基本形成了以发达、先进与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历史优越感”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其他国家和民族基本上是“被改造的对象”，因此，这种历史意识就具有“改造他者”的内在冲动。当然，这种冲动也是一种变革意识———西方主导下世界秩序的变革与重构。 [10]往往表现为“既要/又要”式的二难困境，而西方欧美社会主要表现为“历时性”。
[11]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日益广泛并正在转化为技术的拜物教。对此，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作为“意识
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有专门的论述。问题在于，哈贝马斯的论述在哪种意义上切合于中国？
[12]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不稳定，特别是“疆独”势力与“藏独”势力的存在，其根源之一还在于社会发展不到位，民众的现代国家认同根基不牢固。 参考文献：
[1]“顶层设计”：政治新名词反映中国未来改革路向[EB/OL].新华网，2011-03-13. [2]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哲学的现状和任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郑德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重大战略意义[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485782．html.
[6]肖士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渐次生成及其外生、内生形态的循环演进[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7]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J].理论前沿，2003[18]. [8]李建勇.源与流：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解读[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3). [9][10]逄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6.
[1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21. [12]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34.
[13][19][20][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9，9，15，87. [14]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35. [15]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67-383. [16]高瑞泉.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J].学术月刊，2001(1).
[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8，256.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