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2006年社会学理论考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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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会学理论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0分）
1.形式社会学 2.科层制 3.初级群体 4.代沟 二、论述题（每题20分，共80分） 1.试述社会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默顿对功能概念的界定和分析，简述社会制度的功能。 3.布迪厄的“符号权力“及其认为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4.舒茨的“手头的库存知识”概念，并就其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谈谈你自己的看法。 三、简述题（每题10分，共50分）
（报考其他方向的回答1-5题，报女性学方向的回答1、2、3、4、6题） 1.试分析当前农村家庭结构的特点及其可能的趋势。
2.什么是城市化，一般分几个阶段，简述1949年后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及特点。 3.什么是人口过渡理论，试述中国人口过渡的特点。 4.什么是态度，分析态度对行为的影响。
5.什么是工会？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工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些挑战对工会转变角色有何影响？ 6.什么是性别气质，试述大众传媒对性别气质的塑造。 社会学理论 一、名词解释
1、功能主义 2、性别角色 3、文化堕距 4、集合行为 5、标签理论 6、泰罗制 7、迟发展效果 8、社会解组（杜尔克姆）
9、实证（孔德） 10、价值合理性行动
二、简述题
1、科层制的正功能与负功能。 2、简述中国社会失范的表现及其成因。 3、社会学对“权力”的性质及其作用的主要观点。
4、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各自特点及其代表人物。 三、
1、用相关理论结合中国转型社会分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2、用相关理论并结合实例分析中国现代风险社会和创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3、阐述结构功能论和符号互动论对“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模式的不同，并谈谈你的看法。
名词解释
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
19世纪末形成的社会学的重要派别。主张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集中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而忽略其内容。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G.齐美尔和L.von维 泽。
滕尼斯提出了“社区”（又译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认为“社区”是通过 血缘、邻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由其成员的嗜好、习惯、道德规范、审美价值等本质意志所决定。成员依靠共同的群体意识来保持其亲密的自然关系，而不计 较个人的利益。“社会”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的成员 各有其目的，由人的选择意志所决定。“社会”成员因利益不同而决定其分工的差异，他们虽相互依赖，但由于各自的利益冲突而丧失了自然的亲密关系。滕尼斯对“社区” 与“社会”这两种社会结构一般形式的分析，树立了社会形式（理想类型）研究的范例 。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应该脱离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专门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或人 类交往的形式。社会关系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虽有不同,但形式却具有共同 性，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以及派别的形成、社团的持续、社会分化与整合等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 事物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人的行为的形式，如交换、个人爱好、模 仿等同内容结合密切，变化较快；经济组织与政治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程度较低，其固定性较强，变化较慢；结合最不密切的是仪式形式如节日，经常脱离其原来内容而成 为一种抽象形式。
维泽提出了关系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人与人之 间的交互行为构成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关系社会学着重于关系的变化，认为社会关系不是社会有机体论所想像的实体或有机整体，而是在时间、空间中变化发展的。变化的 过程由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接近、适应、同化、调和、分离、竞争、反对和冲突等关系 形成；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也受到人的外在条件的制约。关系社
会学考虑到人的行为与外界条件的关系，比较注意实际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形式社会学的理 论。
形式社会学对以后社会学各学派重视研究人际关系和群体之间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的形式社会学已转化为群体网络关系分析的学说，并借用数理统计知识建立起各种严格定量操作的形式模型。
科层制
理性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
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
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
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
人际关系亲密的社会群体。亦称首属群体、直接群体或基本群体。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初级群体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群体类型，如远古时期的原始人群、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家庭、部落等。就一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来看，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伙均为幼儿最早加入并在其中活动最多的群体形式，故称为首属群体或直接群体。
初级群体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提出。他解释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初级群体是指具有亲密的、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特征的群体。这些群体之所以是初级的，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但主要是指在形成个体的社会性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所起的初始作用。库利这里所说的初级群体概念主要是指家庭、邻里和儿童游戏群伙，并强调这些群体在人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把它看作是“人性的养育所”。后来的社会学家将这一概念扩大到人际关系亲密的一切群体。
初级群体的特征
主要是：①面对面的互动。这是初级群体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离开直接的交往与合作,就不可能形成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就无初级群体可言。②有限定的群体规模。初级群体通常是小型群体。人员相对少是彼此能够有足够机会接触和交往的重要保证。③不能完全替代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是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即社会组织的明显区别之一。个人在初级群体里扮演多种角色，参加各种活动，表现其全部个性。这样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关系，如有意外的缺员或置换便会引起群体的震荡和不安。④靠习俗伦理维持的群体控制。初级群体不存在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而依赖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非强制性的因素。初级群体如果企图诉诸于法律的强制手段，便标志该初级群体的衰落或发生由初级关系向次级关系的转变。
初级群体的类型
按照群体成员联系的纽带，初级群体划分为血缘型、地缘型、友谊型和业缘型等：①血缘型初级群体是指建立在婚姻、亲子关系基础上的群体，如家庭。②地缘型初级群体是指建立在紧密相连的地域空间基础上的群体，如邻里。③友谊型初级群体是指建立在友好、信任基础上的群体，如儿童的游戏群伙、成年人的朋友群体。④业缘型的初级群体是指建立在工作联系基础上的志同道合者，如工作小组。
初级群体的社会功能
不同类型的初级群体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归纳起来有:①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功能。家庭的特殊社会功能之一是担负人口的生产。此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家庭一直是生产单位。一部分业缘型的工作小组如班组车间也担负着物质生产的作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农村邻里曾发挥过生产职能。②社会化的功能。所有类型的初级群体对于人的社会化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如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伙对于幼儿的早期社会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朋友群体和工作小组对于成年人的继续社会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③提供
个人生活和闲暇活动的场所。普通的成年人除了在相应的组织或生产单位工作之外，其余的时间大多是在家庭、亲朋等初级群体里度过的，社会性的文化娱乐设施愈是不发达，个人在上述初级群体里活动的时间也就愈多。④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不同类型的初级群体具有满足个人和社会不同需要的各种功能。就个人来说，他的某些需要是社会组织所无法提供的，如个人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心理方面的沟通，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或帮助等。而这些需要往往是一个人在特殊情况下所不可缺少的，满足这些需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增进社会整合的作用。
代沟
代沟，简单地说就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因思想观念上的差距造成的心理距离。就象沟一样，隔开了一代一代的人，影响两代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但是到了新世纪，代沟不仅存在于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而且在年龄相隔10年、8年的人们之间，甚至在大学的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都会有令人惊叹的明显差异。人们常常说，代沟是时间的痕迹，变革的脚步。如此看来，出现代沟是自然的，没有代沟反倒是不自然的，所以，代沟现象也容易被人理解。但代沟毕竟是困扰交流与沟通的难点，而且容易增加形成偏见和歧视的可能性，代沟两侧的人轻则互不理解，重则抱有敌意，所以我们也要通过种种途径作各种努力来跨越代沟、填平代沟。其实，代沟也并不是一种物理存在，而是一种心理存在，接触，可以让代与代之间曾经断裂的心理联系接续起来，从而达到交流的顺畅和相处的和谐。
论点聚焦
1、 承代沟的客观存在，心平气和地对待代沟，这样不仅有助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 2、 代沟往往是心理认识的偏差导致的。人们选择信息角度的不同，决定了有人着眼于变化和差异，有人着眼于不变和相似。所以人们不能接受上代或下代与自己这一代人的差异，往往与知性的选择性有关。
引经据典
1、 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一昧蛮管，就大碍孩子的发展 —— 鲁迅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
思想渊源 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有着长期的历史。A.孔德和H.斯宾塞在其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迪尔凯姆、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K.马林诺夫斯基对功能主义也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现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在以往的功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他在以后的许多论著中，为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理论作出了很大努力，并成为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领袖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4个子系统之一，其他3 个是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角色，作为角色系统的集体，以及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的一些结构单位。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4种功能条件：①适应。确保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②目标达成。
制定系统的目标和确定各目标的主次关系，并能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③整合。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起作用的整体。④潜在模式维系。维持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其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 4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的各亚系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具有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而金钱、权力、影响和价值承诺则是一些交换媒介。这样的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4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使系统保持稳定性。
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发展了结构功能方法。默顿认为，在功能分析上，应该注意分析社会文化事项对个人、社会群体所造成的客观后果。他提出外显功能和潜在功能的概念，前者指那些有意造成并可认识到的后果，后者是那些并非有意造成和不被认识到的后果。进行功能分析时，应裁定所分析的对象系统的性质与界限，因为对某个系统具有某种功能的事项，对另一系统就可能不具这样的功能。功能有正负之分，对群体的整合与内聚有贡献的是正功能，而推助群体破裂的则是负功能。默顿主张根据功能后果的正负净权衡来考察社会文化事项。他还引入功能选择的概念，认为某个功能项目被另外的功能项目所替代或置换后，仍可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制度或结构对行动者的行为影响是默顿著述中的主题之一。他认为，社会价值观确定了社会追求的目标，而社会规范界定了为达到目标可采用的手段。如果文化结构（目标与社会结构（制度化手段）之间发生脱节，就会出现社会失范状态，导致越轨行为。
影响和评价 结构功能主义在5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中曾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还有K.戴维斯、M.J.利维、N.J.斯梅尔塞等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社会理论探讨、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其学术观点涉及人类学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并对现代化理论有很大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功能主义受到相当多的批评，其中有的直接针对它的功能逻辑前提，特别是对它采用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解释方式，即把系统各组成部分存在的原因归之于对系统整体产生的有益后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还批评它只强调社会整合，忽视社会冲突，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变迁。
性别角色和性
作者：[德]迪特里希·施万尼茨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这样分析下来，从表面上看，现代社会以其对待父权制和荣誉感的批判态度似乎能给男人减轻一些负担和压力。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在减轻负担的同时，现代社会也给男人带来了新的压力。
传统社会给不同的性别划定了不同的社会空间，每个性别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并根据自己的性别对自己进行包装。性别的不同造成了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同，每个性别都只进
行适合于他的活动。碰到一个人，他的工作是烤面包，或是护理病人、养护花园、烧饭烧菜、织毛线、种草药、养鸡，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女人。这说明在这种社会里，女性和一定的社会空间是一致的。这种女性化的社会空间迫使人们形成一种概念：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的男人给人的感觉像个女人。从古代的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性别的改变很容易，只需穿上另外一个性别的全部行头就可以了。那个时候人们观察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社会角色。
但是在当今社会，每个人，不论是男是女，原则上讲可以在每一个岗位上工作。传统划分男性认同感的标准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服装也不再是区分男女的可靠标志，能区分男女的只有一样东西：身体。于是社会的性别角色便转变成性。性别差异在社会上所起的惟一的作用是性生活，这就导致了男女的性泛滥。在日常工作中，性的差别不再起任何作用，所以人们开始慢慢地但却是艰难地忽略男女之间的差别。这造成
了人们目光的两重性。人们识别对方性别的目的是为了忽略对方，放眼人海，到处都是应当忽略的身影。由于人们忽略了对方的性别，所以性的刺激信号便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20世纪20年代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时期。妇女在把握自己的性爱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城市的普通妇女纷纷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妓女才使用的东西，以此来表现自己，如脂粉、口红、指甲油、眉笔之类的东西。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放纵、轻薄、紧张，同时还伴有保守派的震惊。当时的男人看着自己的新娘，看着自己的母亲，忽然觉得她们一个个都像妓女，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现在组建家庭在社会上也已经全放开了，因此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爱情萌发的场所，甚至在日常工作中都有可能产生情感，人们不一定非要特定的场所，如茶话舞会、家庭舞会等等。男女差别已经不再能决定某一个性别是否能获得某个社会岗位，它仅仅只是引发爱情的诱因。正因为这个原因，男女差别便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人们一方面要忽略性的诱惑和刺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诱惑和刺激。看看我们的广告和杂志封面，充斥着性感的照片，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用老于世故的冷漠来面对这些诱惑，否则我们会被病态的性弄得长期神魂颠倒。
这些也都使得男人仅仅被限制在性上。男人认同感的社会支撑被冲垮了，这更进一步烘托了男性社会角色的人造性。换句话说就是：今天的男人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从男子汉气概这个社会对男人角色的要求中解脱了出来，另一方面他又因为无所适从而不知如何是好。社会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界限消除得越多，这个界限就越应当尽力得到保护。受这个影响，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男孩子同母亲之间的关系。
文化堕距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本格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所发生的时差。一般而言，物质技术方面的变化发生在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变化之前。但是，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的变化先于物质文化的变化的情形也常有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文化决定非物质文化，而非物质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此，文化堕距是社会变迁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集合行为
集合行为 又称“集体行为”或“大众行为”，指不受现有社会规范控制的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行为。 集合行为具有以下3个特证：（一）自发性：参加集合行为的人都是自愿的，整个集合行为在人群聚集场合情绪相互感染，一哄而起。（二）狂热性：集合行为中的成员情绪缺乏理智，往往采取奔跑、呼叫等感情冲动的非常规方式。（三）无组织性：集合行为是无组织、无领导的行为，混乱而没有秩序，没有明确的目的。（四）短暂性：集合行为持续时间短、聚散快，其目的主要是应付突发性事件。产生集合行为有以下几个有一定顺序和相互联系的条件：
（一）环境条件：一类是物质条件如群众聚集的公共场所等，另一类是必要的社会条件。（二）结构性压力：指经济萧条、自然灾害、失业等社会因素对社会一部人产生的心理压力，部分社会成员企图摆脱这些压力是产生集合行为的原因。（三）诱发因素。（四）宣传鼓动者：宣传鼓动者传播信息和传递压力感的工作可以使旁观者经过鼓动而成为实际参加者。（五）普遍情绪的产生：经过宣传鼓动作用，参加集合行为的人会产生一种普遍情绪如愤怒、悲伤、失望、兴奋、恐慌等。普遍情绪的产生是集合行为准备阶段的结束和行为即将发生的标志。普遍情绪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将结构性压力归于什么原因，不同的归因将导致不同的
集合行为。（六）社会控制能力：控制能力包括政府的政治、军事、法律机器，也包括报纸、电台、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如果社会控制能力较强，可以阻止集合行为发生，如果无能为力，集合行为就会产生。集合行为是一种大规模的无组织行为，对于现存社会生活秩序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对于冲破陈旧的、探索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规范，集体行为又具有积极作用。
标签理论
标签是人们对自我形象的界定和产生。自我形象是透过与他人互动而产生，而他人的标签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标签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个人被有意义的他人——如教师，亲戚，警察等贴上标签，描述为偏差行为或犯罪者，他就逐渐自我修正，而成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
泰罗制
是指美国工程师泰罗首创的生产管理和工资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 1.研究工人操作的时间和构成，制定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和时间定额；
2.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凡达到定额的工人按高工资率计算工资，不能达到定额的工人按低工资率计算工资；
3.按标准操作方法对人进行训练；
4.明确划分管理职能和作业职能，使管理工作专业化。 泰罗制
泰罗制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泰罗管理学以及泰罗制的出现，促使企业管理从只凭经验管理走上了科学管理的道路。
迟发展效果
由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历史传统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它们的现代化起步大大晚于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正是由于起步较晚，又面临不同的制约条件，就形成了它们特殊的发展过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申克龙将这些特殊性称之为\迟发展效果\。社会解组
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
社会规范和制度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社会凝聚力降低的一种社会状态。当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时，旧的规范不适用了，新的规范又未建立起来，或某些规范功能发挥受到阻碍，或几种规范体系互相冲突，人们失去了行为准则，于是发生社会解组。社会解组区别于社会解体。前者指社会中出现松散、分裂现象，尚保持在原有的社会制度结构、社会体系之内；后者指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体系遭受破坏，使原有的社会秩序无法维持和继续下去，而逐渐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社会学对于社会解组的研究主要有3种观点:①文化堕距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在文化变迁中,构成文化的各部分变化速度不一致，造成了相互间的差距和错位，由此导致社会解组。②异化观点。认为在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个人在精神上与其周围世界相分离或相对立的现象，这是引起社会解组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从事农牧业生产，以家庭为中心承担特定角色，有特定的生活目标。然而，现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这些秩序打乱了。在工业生产中，传统知识变成无用之物，家庭的管理、宗教、教育等功能逐渐丧失，它们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工业社会产生了一系列为人们所不熟悉的新角色，提出了一些新的生活目标。人们普遍感到已被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之中，周围的一切都与自己相分离或相对立。现代大城市的“匿名式”人际关系、工业流水线以及事务性工作中那种“非人格”的劳动方式,进一步增加了异化的程度,从而导致社会解组。③社会机会结构与社会目标结构失调的观点。认为社会解组是在个人或群体目标无法充分实现条件下发生的社会问题。照此观点，任何社会均有两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目标，即在某种社会或文化中为人们所追求的事物;二是规范,即该社会或文化所规定的、实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在理想状态下，社会机会结构为人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较充分的合法手段，机会与目标协调，因而越轨行为较少发生。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机会与目标之间发生矛盾，如积累财富的目标与致富机会有限的矛盾。这样，许多很难通过社会认可的合法途径去实现目标的人就有可能违反规范，或认为没有必要遵守这些规范，于是发生社会解组现象。
法律实证主义
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又称法律实证论、实证法学，是当代的一种法理学和法哲学流派，其主张法律是人定规则，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
法律实证主义在很多方面和自然法理论针锋相对。自然法认为在法律和公正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关联性，而法律实证主义则认为，法律的有效性和道德、公正无关。
实证主义法学
（Positivist Jurisprudence）
以19世纪A.孔德的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各派资产阶级法学的泛称。又称实证法学或法律实证主义。这个学派认为各种自然法学派都是“形而上学”的，只有它才是以实证材料为根据的法律科学。从狭义上讲，实证主义法学就是指各种分析法学派，因此又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它强调的是实在法，即国家制定的法。这派法学的特征是：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即区别实在法与正义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实在法，着重分析实在法的结构和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分析法学派或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是19世纪英国的J.奥斯丁。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纯粹法学派的创始人H.凯尔森和新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H.L.A.哈特。他们的学说都是在奥斯丁的法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的区别是：凯尔森的学说又以康德的不可知论作为思想基础，是比较极端的一派，在形式上与自然法学截然对立；哈特的学说则以现代西方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和语言分析法作为特征，比较接近自然法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尔森的学说已趋动摇，哈特的学说较为流行，从而使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有重振旗鼓之势。从广义上讲，实证主义法学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学法学派以及历史法学派在内，因此社会学法学又称社会实证主义法学。它强调法与社会的关系、法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对法的影响等事实。就哲学上讲，所有资产阶级法学派别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广义的实证主义法学，另一类是与此对立的自然法学。
2007年（搜集与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