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这就决定了中国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具备了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还不是很发达，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特别是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过多，人均国民收入还比较低，市场经济正在发展和完善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一些遗存物（如户籍制度、单位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城市化还处在起飞阶段，这些也都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处于较低的现代化水平。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比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如果中国社会阶层比例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五）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拥有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在现代化社会，国家
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拥有的资源量有限或比较少，所以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这样的位序，表现在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见表17）。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等阶层不论在收入上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属于比较高或最高的。只是这些阶层之间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他们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合肥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较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办不久，所以他们的收入还不是很高。在汉川和镇宁，私营企业主不处于最高位序，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最高位序的是国家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六）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个人的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和干部，工人转变为干部，都是很困难的，中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篱笆。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因而严重地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从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活力。
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已经稳定，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获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素，一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聪明以及能力，就有机会向上流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会是面向所有的人的，是开放性的，不受个人的出生身份和家庭背景限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身份”论阶层和划分阶层的做法和机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多，尽管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是只要通过努力奋斗，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有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可能。农村孩子可以参加高考，上大学，然后就有可能进国家机关，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也可以去当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工人、个体户甚至私营企业主等，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据有关调查表明，“出身蓝领家庭的青年有大约一半继承父业停留在蓝领阶层，另一半上升流动进入白领行列”，在城镇，“有约30%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了非体力劳动者行列”。
当然，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就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因而难免会有人因竞争失败而向下流动，不过这样的人终究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只要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地位的。不管怎么样，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能力主义评判原则逐渐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这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也是中国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需要。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机制比较认同，甚至已从内心深处表示接受。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和保证。例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较多地倾向于不同意“贫富差距大还不如吃大锅饭”的说法（见表18）。 在合肥，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人仅占14.9%，相应地，倾向于不同意的占了85.1%。 而在汉川，持这两种态度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6.1%与74.9%。当然，不同阶层的态度结构也有所不同，在合肥，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彻底否弃了大锅饭意识，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其他阶层还有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这几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5.8%、7.4%与9.5%，亦即有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倾向于不同意。相对而言，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还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4.8%、18.4%、18.7%与22.3%。在汉川，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阶层，另外，经理人员阶层的大锅饭意识也很淡，在这两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分别仅占3.2%和7.6%，而倾向于不同意的人分别占96.8%和92.4%。其他各阶层则都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大锅饭意识还比较浓厚，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32.0%、32.1%和35.1%。 从上述分析来看，个体工商户的情况有点特殊，在两个地方都是大锅饭意识相对较为浓厚的阶层。这可能反映了以下现实：（1）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下岗职工，与以前的职业地位相比，现在有一些失落感；（2）在目前的宏观条件下（比如管制较严、融资环境差等），他们的经营活动比较艰难。但总的说来，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宁愿贫富差距大一些，
也不愿意再吃大锅饭。而且，还可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职业领域，被调查者的大锅饭意识相应较弱。 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具有活力、结构形态相对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个雏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以及社会流动机制合理化，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在中国，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期间还有很多变数和可能性，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形成还需要国家精心地去培育和引导。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
从上文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相应地，这个结构雏形还有许多方面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 （一）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之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还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是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 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政府实行的政策和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和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和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指示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经过酝酿准备，在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从此开展了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三年来，课题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并对国内外有关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整理。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先后对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七都镇。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人户访谈和召开各种座谈会、调研会，取得了11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 为了保证此项重大课题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整体状况，从2001年6月开始着手进行全国规模的抽样问
卷调查。课题组聘请抽样专家，按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72个市、县、区进行6000份问卷调查，由课题组成员汇同这12个省、市、自治区的同行学者合作实施。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以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课题组经过讨论，改变了原来打算在全国6000份抽样问卷调查完成后才写研究报告的计划，决定先根据上述各典型地区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和资料，再辅以全国的统计数据和已有的文献，撰写了这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这只是第一份研究报告，随着全国抽样问卷调查的完成，以及分析研究的深人，我们还将写出若干份研究报告。最后成果将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整套丛书。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课题组集体研究讨论后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总报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对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做了初步分析，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但还只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二部分是课题组部分成员分别撰写的关于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社会中间阶层等4个专题报告。第三部分是由5个地区的分课题组，各自撰写的深圳、合肥、福清、汉川和镇宁等5个市县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的地区个案研究报告。
关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十分关心的大问题。早在1981年第一个私营企业主出现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在1981年9月开辟专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理论研讨。20世纪80年代
中期以后，就有一批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人的调查和研究，有一批学术论著问世，这些论文和著作多数是关于某一地区某一阶层的调查和研究。1987年11月，\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正式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分化、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逐渐形成，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农民工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是社会学家，而且还有文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也都来研究这个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出版，其中有几部著作是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总体性分析的研究论著。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也是一项最基本的国情研究，是党和政府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这项研究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全面、系统、深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很大的难题，确非某一学者，某一单位的力量所能独立完成的。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和专门的经费进行此项研究，一般是每隔五年或十年进行一次。例如日本是每隔十年全国调查一次，被称做：\关于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的全国调查\，出版的研究成果称为《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这样的全国调查，日本是从1955年开始的，已经进行了五次，每次都有新的改进，其理论框架逐步成熟，研究内容逐步深人，研究方法逐渐完善。所以，这项调查的基本数据和研究结论，在社会上有权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社会学核心问题的研究，但因条件限制，也都只能就某一阶层、某一社区的阶层、某一专题进行研究。虽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影响却是有限的。
自李铁映院长亲自下达了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任务之后，这项重大的课题研究就进人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在院所领导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十多人参加的课题组，使原来由单个个人分散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合作研究。项目被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得到了院科研基金的重点资助。课题组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了汉川、海城、福清、镇宁、合肥、无锡、深圳等市县进行社会调查，都是和当地省市的同行学者合作共同完成的，有的还是主要由他们完成的。在进行社会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市（县）委、市（县）政府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密切配合，热情帮助，有的还给予了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可以说，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私帮助，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不可想像的。这个课题自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就受到了社会学同行学者的关注、帮助和支持，课题组先后召开过三次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的李强、孙立平教授，北京大学的杨善华教授，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李路路教授，北京社科院的戴建中研究员，天津南开大学的朱光磊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卢汉龙研究员，广州社科院的蔡国萱研究员等都在百忙中来参加会议，并对此项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意见，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给予很大的关注，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总编助理范广伟多次参加课题研讨会，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尤其是在课题成果的编辑出版方面付出了心智和辛劳，也正是由于出版社的努力，使本课题成果得以列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 现在，本课题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就要出版了，让我们藉此机会向上述给予课题组帮助、支持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李铁映同志，他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这项重大课题的调查和研究，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给予了明确的指示。感谢其他院领导和院科
研局的同志们，感谢社会学所的领导和办公室、科研处、资料室的同志们三年来给课题组一贯的支持，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谢意。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本课题组的第一个研究报告，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由于时间紧迫，不仅还未能利用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的数据和资料，即使是已经进行调查的市。县和厂、校的调查资料，也未能完全运用，我们主要是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深圳、合肥、汉川、镇宁这4个县市的资料和数据。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所以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判断，难免有偏颇不当之处，这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使以后的研究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01年11月8日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引言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前者是由后者逐步演变而来。所以，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来判断，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说，从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去判断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更可靠、更确定。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
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拓宽和加深对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利于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本报告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扼要概括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造与特征，初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根据培育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阶层结构相对简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中国对过去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结果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1978年为82%），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不论是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二十
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由于缺乏历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很难准确描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详细演变过程。现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其他统计和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考察最近20年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4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出了各年段十大社会阶层的大致比例。应当着重强调的是，表14中的数据都只是约数。
如所周知，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将逐渐成为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不再占多数，企业家和经理阶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阶层，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起，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开放，机会日益变得均等，公平竞争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能力主义准则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从表14来看，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所以，可以说，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下面，我们根据表14提供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宏观变化轨迹以及我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六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这一雏形的基本特征。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1998年，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农业劳动者比重分别为18.17%、24.19%、19.79%。可见，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不但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大很多，这大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一点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转移很快，其速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但仍然只能说，这仅仅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高潮中有明显上升，进入90年代以来则变化不大。在今后一段时期，产业工人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可能不会很大。虽然随着一些传统工业的衰落，会有一部分产业工人流向其他社会阶层，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密集性工业企业将加速转移到中国，从而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将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产业工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但是，产业工人内部的分化也将不可避免，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一部分产业工人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
实际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上述变化，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在传统社会，处在最低阶层地位的主要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见前文表14）。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但我们所调查的四个县市阶层结构（参见前文图2、图3、图4和图5）的比较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构成成分在城市和乡村有很大的不同。在深圳市和合肥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是所谓的“现代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而在汉川与镇宁两个县（县级市），
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则是“传统中间阶层”——个体工商户。由于目前中国的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而县和县级市行政区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地级市的数量，因此，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还是以“传统中间阶层”的成分为主，“现代中间阶层”成分所占比例还较低。 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完全成为橄榄型结构，社会中间层还需要大大扩张。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而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有望构成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更多地具有“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特征。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只剩下1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则不再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都被当
做国家干部对待，属于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甚至文化精英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只存在权力精英，厂长和经理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讲政治，搞政治挂帅。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比如，日本的企业家阶层在1950年只占1.9%，到1980年已占到6.3%，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在这30年中实现的。
80年代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避免了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很快带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批经过市场锤炼过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一批在市场上拼打出来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主诞生于1981年，到2000年底为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私营企业有176万家，私营企业出资者有395万人，私营企业雇工达到2215万人。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0.6%，尚未达到日本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出现的大批私营企业主，如果加上后者，其比例会大得多，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其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估计为1%左右。 真正的经理人员阶层也是最近20年中出现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
的。兹以深圳、合肥与汉川为例。据我们课题组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在三地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深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十大阶层中占的比例分别达到6.15%和3.08%，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该年日本的企业主和经理的比例只有6.3%）；而合肥和汉川的相同比例各自为2.84%、0.33%和0.97%、1.03%，分别只占深圳的46.17%、10.17%和15.77%、33.44%（参见前文图2、图3、图4和图5）。显然，深圳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合肥和汉川所不能比拟的。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投资数量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当中也有所上升，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扩张，导致了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膨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化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要继续扩展，因此，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但与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幅度不会太大。对于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将从目前比例最高的阶层变为比例最低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
（四）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
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见表15），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当前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属于中间层的阶层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1950年美国和1975年日本的规模，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过于庞大。当然，尽管中国的中上阶层规模过小，但是已占有一定的比例。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变化趋势。
之所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所有基本构成，这种基本的现代社会阶层格局不会再有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表16可以看出，在从1965年到2000年的35年时间内，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的。中国产业结构日趋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业结构和职业阶层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取消了对大部分商品的计划价格，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外资不断进入，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劳动就业的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这种发展，中国的职业多样性也已得到很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