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车。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座位隔离制度的运动使金成为美国黑人社会的英雄。他的勇气和演说能力使他成为最受尊敬的民权运动领袖。
金发起了一系列民权运动,旨在调整雇工制度和消除所有公共场合中的种族隔离行为。他组织抗议,到处游说,被逮捕超过15次。1963年的3、4月间,他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领导了一场大规模抗议活动,呼吁实施合理雇工制度,终止种族隔离。金违抗禁止上街游行的禁令,为此被关了5天监狱。这期间,他撰写了《伯明翰狱中书柬》,将这些信件散发给那些批评他的行为“不聪明、不合时宜”的白人宗教领袖。他写道:“事实上,时间本身是不偏不倚的。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到来??没有奋斗,时间本身就变成了使社会一成不变的势力的同盟者。”
1963年,金和拉尔夫·艾伯纳西以及其他领导者一起组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权运动。艾伯纳西当时是他的副手,后来接替他担任南方基督教领袖会(SCLC)主席。8月23日,大约25万人为争取自由向首都华盛顿进军。这一进军犹如一次军事行动。他们──黑人、白人以及其他人种──站在10公顷的土地上,见证国会表决民权法,给参议院中反对民权法的人,比如代表南方一些州的共和党代表,施加压力。就在那一天,金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告诉全世界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在他因“我有一个梦想”这一口号而著称的演说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即在上帝的伟大国度里,自由将属于全人类。
次年七月,总统林登·约翰逊邀请金到白宫,请他见证1964年的《民权法案》。这一法案确认,在公共场合隔离白人和黑人以及在雇工、工作环境和支付工资方面实施种族歧视都是违法的。当年晚些时候,金获得了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冈纳·杨说:“马丁·路德·金是位信使,他向所有为和平而奋斗的人传递着一个号召...他已向西方世界证明,不用武力也可以发起一场斗争。”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金说:“这场运动不是要以让白人困窘或者使白人变为奴隶为代价来解放黑人。它寻求的不是针对任何一方的胜利。它寻求的是解放美国社会,让所有的人来参与自我解放。”
1968年4月4日,金站在孟菲斯市洛林旅馆的二楼房间的阳台上时被人开枪谋杀。
1983年美国国会确定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金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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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对人们绝对是个震惊。有消息称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了一只成年哺乳动物,一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成就。这一传闻引发了每个人的想象。克隆多莉(一只相貌无奇的绵羊)的实验过程,从
理论上说也同样适用于克隆人类。一个克隆人的世界突然间近在咫尺,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
此消息宣布之后,为了一个未知世界,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的未来,各国政府立即起草指导方针。克林顿总统命令一个全国委员会研究克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含义。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已禁止克隆人类,各国领导此时也开始研究克隆其他物种的道德含义。
就像相对论、原子裂变和第一次太空飞行一样,多莉的出现给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们出了一长串难以解答的难题。关于克隆的奇怪问题不断涌现。
首先,为什么有人想克隆人类?
专家们考虑得最多的关于克隆人类的情形可以分为两大类:1)父母想要克隆孩子,要么是想为面临死亡威胁的孩子提供移植器官,要么是想代替那个孩子;2)成年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克隆自己。
是否可能克隆死去的人?
有位专家说,如果是刚死去不久,也许就可能。所使用的克隆方法要求将一个卵细胞和一个含有被克隆人的DNA的细胞核相结合。(DNA
是一种含有我们的基因信息的狭长带状分子。) 这就意味着细胞核必须保持完整。而人死之后,细胞死亡,细胞核就开始分裂。但是,的确,至少从理论上说克隆死去的人是可能的。
克隆的人会和母本一模一样吗?
相同的基因不会复制出相同的人。任何认识一些双胞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双胞胎相像的程度胜于克隆人,因为他们至少在母体内分享过相同的环境,通常也在同一个家庭里被抚养长大,等等。父母可能克隆出一个面貌与第一个孩子相似的人,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两个人的个性会有很大差异。一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有时可能有相同的个性特征,但是这样的特征出现在克隆的儿子或女儿身上,却只能令人想起失去的孩子。
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克隆人也不会和“母本”一模一样。比如,克隆人的细胞可能会有来自卵子而非被克隆人的能量加工机制。然而,在母体和克隆体之间存在的身体差异大部分都很小,需要在设备精良的实验室里才能测定。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生育能力。成功地实施了克隆多莉的科学家们也不敢肯定多莉是否能生育。他们会等到多莉到了生育年龄时再确认这一点。
如果父母决定克隆一个孩子以获得器官,那会怎样?
多数专家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器官捐赠者来到这个世界,那他的心理可能受到伤害。但也有为了进行一些非致命器官的移植而生育第二个小孩的父母,对此许多专家也并不反对。克隆可以将组织适配率从25%提高到将近100%。
如果把被克隆的动物用作器官捐赠体,那我们就不必担心为器官移植而克隆双胞胎了。例如,猪的器官就和人类的差不多大小。但是人体会排斥并破坏来自其他物种的组织。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一家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猪的基因码,以避免猪的器官受到排斥。
如果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成功的话,那么用克隆技术来繁殖这样的猪比用现行的方法更为有效。
克隆的人将如何称呼其DNA捐赠者?
称呼“妈妈”不正确,因为提供卵子并生下婴孩的女子才更有资格被称为母亲。称呼“爸爸”也不对。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只提供孩子身上一半的DNA。朱迪斯·马丁在用笔名“礼仪小姐”撰写的著作里建议这样称呼:“尊敬的先生/夫人”。为什么呢? “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她说,“人总得尊敬自己的祖先。”
这样做还是留下了一些词汇上的难题。一本词典的主编说,名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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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吉米出生时遇上难产,因为缺氧导致大脑受损。两年后,我出生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便围绕我哥哥转。伴随我成长的,是“到外面去玩,把你哥哥也带上。”不带上他,我是哪里也去不了的。因此,我怂恿邻居的孩子到我家来,尽情地玩孩子们玩的游戏。
我母亲教吉米学习日常自理,比如刷牙或系皮带什么的。我父亲宅心仁厚,他的耐心和理解使一家人心贴着心。我则负责外面的事,找到那些欺负我哥哥的孩子们的父母,告他们的状,为我哥哥讨回公道。
父亲和吉米形影不离。他们一道吃早饭,平时每天早上一道开车去海军航运中心,他们都在那里工作,吉米在那搬卸标有彩色代号的箱子。晚饭后,他们一道交谈,玩游戏,直到深夜。他们甚至用口哨吹相同的曲调。
所以,父亲1991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吉米几乎崩溃了,尽管他尽量不表现出来。他就是不能相信父亲去世这一事实。通常,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现在却一言不发,无论说多少话都不能透过他木然的脸部表情了解他的心事。我雇了一个人和他住在一起,开车送他去上班。然而,不管我怎么努力地维持原状,吉米还是认为他熟悉的世界已经消失了。有一天,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念爸爸?”他的嘴唇颤抖了几下,然后问我:“你怎么看,玛格丽特?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接着,
我俩都流下了眼泪。
六个月后,母亲因肺癌去世,剩下我一人来照顾吉米。
吉米不能马上适应去上班时没有父亲陪着,因此搬来纽约和我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好像适应得很好。但吉米依然想住在我父母的房子里,继续干他原来的工作。我答应把他送回去。此事最后做成了。如今,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在许多人的照料下,同时依靠自己生活得有声有色。他已成了邻里间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你有邮件要收,或有狗要遛,他就是你所要的人。
当然,母亲的话没错:可以有一个家,既能容纳他的缺陷又能装下我的雄心。事实上,关照像吉米这样一个深爱又感激我的人,更加丰富了我的生活,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之相比。
这一点,在9·11灾难后几天更显真切。那天是吉米57岁生日。我在纽约自己的家里为他举办生日宴会,但是我们家的人都没能来参加,因为交通困难,而且灾难带来的恐惧使他们依然心有余悸。我邀请了我的好友,请他们来帮忙把宴会弄得热闹些,增加点欢快气氛,没去理会他们多数人在情感上都有些疲惫这一事实。于是我一反常态,没说“请不要带礼物”,而是向他们喊“请带礼物来”。
我的朋友──吉米认识他们多年了──带来了中意的礼物:乡村音乐CD、一件长袖运动衫一条有“吉米”字样的皮带、一顶编织的羊毛帽,还有一套牛仔服。那天晚上,我们先是送礼物,然后是切从他喜欢的面包店里买来的巧克力蛋糕,当然还唱了“生日歌”,否则宴会就不算完整了。
吉米一次次地问:“该切蛋糕了吧?”等用完餐和送完礼物后,吉米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焦急地等着点上蜡烛,然后在我们“生日快乐”的歌声中,一口长气吹灭了蜡烛。户然而吉米对我们的努力还是感到不满足。他纵身跳到椅子上,直挺着身子,双手食指朝天,一边喊一边指挥我们唱歌:“再──来──次!”我们全力以赴地唱。待我们唱完时,他翘起两个拇指喊道:“好极了!”
本来我们想让他知道,无论世上有多难的事情,总是有人来关心他。现在反倒是提醒了我们自己。对于吉米来说,我们唱歌时的爱心,是他心中额外的礼物,但是他原先更想看到的,是别人再次感到快乐。
有如父亲的去世一夜之间改变了吉米的世界,9·11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熟悉的世界不复存在了。但是,当我们为吉米唱歌,相互紧拥,祈祷全球和平时,我们也意识到,朋友、家人间永恒的爱和支持可以让我们克服生活中的任何困难。吉米以朴素的方式为我们协调了眼前的一切,他做到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吉米的爱可以征服一切,
这是任何东西都限制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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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秋夜,在我的故乡新斯科舍,小雨淅沥,轻叩锡铁屋顶。我们周末度假寄住的古老小屋,弥漫着一股霉味。空气寒冷得让人发抖,于是我们点上了富兰克林取暖炉。 我们悠然地喝着热朱古力,接着父亲走向立式钢琴,卷起衬衣袖,伸出一指敲一曲。他算不上一个钢琴家,可他知道歌中的情、家中的爱。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和他同坐在一条凳子上,然后我哥哥也快缓步走向钢琴。最后,不太能唱歌却能拉拉小提琴的我也凑热闹唱了一两句。一向体贴人的父亲说:“你看,你也可以唱的,宝贝。唱得很好。”
我常常记得成长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温暖、幸福和关爱。虽然我花了好些年才知道,家人的爱不是凭空产生的。叶事实上,爱从来就不是凭空产生的,甚至对那些看上去像我父母那样天生充满爱的人来说也一样。但是,我愿打赌,你必须生活于一个构架之中,方能让爱这一无与伦比的礼物瓜熟蒂落。
首先,爱需要时间。也许人们可以一眼看到爱的可能,见面几周后就郑重宣布“我爱你”等等,但是这样的爱,相当于刚开始爬山,而这漫长的爬山之路充满着起起落落。瓜熟蒂落之爱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跟一棵橡树的生命一样,从土里的一粒种子开始,慢慢地长成
几乎无叶的细枝,最后枝繁叶茂、足以遮荫,成就其辉煌。我们不可调控或者加速其成长所需的年月,相反,我们必须用才智和耐心,始终欣赏相互间的差异,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痛苦。因此,如果因小怒而离婚,父母孩子相互不信任,在第一次受伤害后中断友谊,或不再相信爱,那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我们常常未经深思熟虑就向某人说“再见”,结果付出了非常昂贵的感情代价。我曾经认识一对父子,他们被各自的生活困难困扰,多年来距离越拉越远,结果相互间几乎没话可说,而相互间没了依靠,他们的生活变得空虚。儿子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打算开着黄色老卡车到连通全国的双车道公路上周游一番(那时还没有免费高速公路)。有一天,在准备出发时,他看见父亲沿着繁忙的街道走来。父亲熟悉的脸上带着的孤苦令他震动。他邀父亲停下来喝杯啤酒。冲动之下,他说:“来吧,爸爸。让我们一块儿度过一个夏天吧。”
他父亲是个家具推销商。虽然冒着家里生意受损失的大风险,父亲还是跟儿子走了。他们一道宿营,一道爬山,一道坐在海边,一道探索城市的街道和幽静的乡村。在他们旅行后不久,他父亲告诉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学到的为父之道比我在我儿子成长的21年的岁月里学到的都多。”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为爱的人留出空间,为我们爱的人抽出我们认为抽不出的时间是值得的。
他是当今世上最著名的商人、最有钱的富豪──1997年他的资产预计为400亿美元。毫无疑问,他与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以及其他改变世界的伟人属于同一行列。这个自称为“黑客”的人主导着个人计算机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整个世界现代化。的确,将他划入任何其他行列,都可能大大淡化他对世界的影响。
盖茨的成功源自他的人格:他才华横溢、冲劲十足、争强好胜,这些加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甚至令人畏惧。当这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走过微软大楼的走廊时,他身边的人和物就像被打开了电源,充了一万伏电。盖茨树立了榜样,微软的员工紧随其后。他的工作安排暗示着他对员工的期待。这位“微软校园”的“校长”经常每天工作16小时。
的确,如果说盖茨的风格与他人有别的话,那就是他把握时间的技能。节约时间、精力充沛和专心致志是他的突出特点。他一会儿充当技术时代的国际代言人,一会儿在微软总部谋划经营策略,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最大限度的开展工作。他总是准时,总是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他习惯利用白天的点滴空闲进餐、与朋友交谈或娱乐。微软人笑话他的接待员是天底下最勤奋的人。事实上,他有几个接待员。他或许需要有人专门安排他的旅行计划和去国外的签证。
说到旅行,他节约钱和时间也是出了名的。出差时,他尽可能坐普通民航飞机;为了节省时间,他从不托运行李。接待他的东道主也发现,他住在城里时他们很省钱。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计划旅游的时间,日程表上也没有游览或观光计划。有的只是工作,工作,工作。
另一个使他与众不同的特质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任务操作”能力。他办公时使用两台电脑,一台开有多重窗口以编排从英特网上不断接收的数据,另一台处理他接收的数以百计的电子邮件。甚至他在用可视电话主持会议时,还能审核数据。
盖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经营他的公司:他每天(和每晚)发出100封或更多电子邮件;他大约每月与由专家和顾问组成的高层管理委员会会晤一次;更重要的是,他每天召开两三个小型碰头会,接连与会的是研发公司各种产品的团队。他不作指名道姓的个别谈话,也不作太多的表扬,只作顺时针方向的圆桌会谈,仔细听取每个人的意见。遇到不太明白的说法,他就询问甚至质疑他的手下。“请就此明示,”他会这么说,希望把不清楚的地方弄明白。他作出的每个决定,都是基于对其价值的了解。他不需要依赖个人权术。
比尔·盖茨读六年级时,他父母送他去看心理医生。一年后,经过多次看医生和检查,医生有了结论。“您管不了他的,”他对盖茨的母亲玛丽说。“最好接受现实,打他是不管用的。”
自从盖茨从哈佛退学转去攻克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22年来他一直是那些企图挤进这个市场的竞争对手的死敌。
1975年初,他19岁,还在哈佛大学读书,他和保罗·艾伦写了一份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程序,供MITS (微仪表和自动系统公司)的Altair电脑用,这是第一台商业个人电脑。盖茨是个勤奋的编码者和竞争对手,而艾伦却是个充满幻想的梦想家,正是他们的这种密切关系给微软垫定了第一块砖。
1976年,盖茨开始许可计算机生产商直接配销微软软件产品,这大大增加了微软的利润。尽管MITS很快就关闭了,微软却已吸引住了新的顾客,还包括当时一些小硬件公司,如苹果公司,柯摩多尔公司和坦迪公司。
1980年,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邀请微软为其新产品即IBM个人电脑(IBM PC)编写一整套程序设计语言。盖茨提议微软也可以生产操作系统(即微软磁盘操作系统,MS-DOS)。于是IMB PC和MS-DOS便捆绑在一起,并于1981年8月面世。整个20世纪80年代,微软稳定发展。到了90年代,MS-DOS已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了独霸全球的软件平台。到1995年,全世界大约85%的个人电脑使用微软操作系统。
如今,“微软校园”成了新思想和新产品的“家园”,产品数量目前超过200种。其雇员迅速增加到将近18,000人,利润达到60亿美元。到1992年,至少有3,400名微软雇员因持有微软股份而成为百万富翁。
盖茨说,他希望再经营微软十年,并许诺之后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和捐赠自己的钱财上。但是这不会是你听到他的最后的故事。在发达国家,几乎人人都已使用或正在使用含有他的部件的产品。人们借用微软浏览器上网,观看梦工厂带来的影片。人们唯独不知道的是,不久的将来他还会干什么。
Unit 7 sectionB
1863年,美国废除了黑奴制,黑奴自由问题引生的血腥内战也于1865年以签订投降协议而结束,但是,为美国黑人平等权利而战的斗争却刚刚开始。黑人的民权直到1964年才受到法律保护。许多黑人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劳动,这里黑人的权利来得尤其缓慢。内战后的100年间,对黑人平等权利的抵制常常充满暴力。然而,这既不能终止黑人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也不能使这场运动最伟大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求助于暴力手段来达到获得平等的目的。坐牢、拷打和贿赂,都不能让他停止奋斗,因为他的努力,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一个邪恶的人想让这位领袖永远保持沉默,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的梦想以及为正义、和平而战的斗争却留存了下来。
20世纪中叶,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民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他的能言善劝给这场运动注入势不可挡的力量。
1954年,金就任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的牧师。他建立了一些委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其中包括为黑人争取民权。早期取得的成就有1954年发生在托皮卡的“布朗对抗教育委员会”一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最高法院改变了在学校实行了几十年的种族隔离的做法,宣称隔离制度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因而违背了第十四条修正案。
1955年12月,罗莎·帕克斯在公共汽车上因为拒绝给一名白人乘客让座而遭逮捕之后,“蒙哥马利市政改进协会”成立了起来,金任协会会长。他开始不敢肯定抵制公交车座位隔离制度在道德上是否正确,到后来他想起梭罗的一句话:“我们再也不可与邪恶的制度合作。” 12月5 日晚上,金做了他后来认为是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演讲。他发出了号召,告诉所有相信平等的人们,反对种族政策的时刻到来了。报纸和电视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在他的指导下,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抵制公交车座位隔离制度长达382天。1956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给与种族歧视致命一击,宣布支持种族隔离行为的亚拉巴马州法律违背了联邦宪法。12月,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和白人首次平等同乘公
两天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克拉克夫人的消息。原来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18个孩子的祖母、教会里的活跃分子、社区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人、音乐会钢琴演奏家、从教30余年的钢琴教师。
是啊,她的手指是那样细长而优雅。
Unit 5 sectionB
假设你90岁的母亲最近得了中风。她是个惯用右手的人,如今却不能移动她的右胳膊和右腿──对她而言,它们已没有用了。她虽然还可以发出声音,却无法让人明白她的意思。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月,因为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你她可能永远也不能康复了。在此之前,你的母亲一直健康活跃,生活自理,独自居住。如今她却要完全依赖他人了。
而后,X光透视显示,你母亲肺部受到感染,这是中风病人的常见病症。于是医生给你打电话,因为你是她唯一在世的亲人。
“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感染,一周后她可能会好起来,” 他说,“我说‘好起来’,是指她会保持她感染前的状况──直到出现某种别的病菌。或者,我可以停止给她用药,这样一来,她可能三四天后就会
去世。我们可以让她舒服地度过这几天,办法是给她用止疼片和安眠药。你希望我采用哪一种方法?”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不对? 一方面,你不忍心看着自己一度精力充沛的母亲活在因中风而变得痛苦而有限的生命里。另一方面,你又不愿让母亲坐以待毙。
我来告诉你我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会怎么做。
我会说:“不要给她服用任何抗感染的药物了。要让她舒服,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她会自己克服感染。如果不能,那她也会死得安详。我不愿担当硬让自己的母亲活受罪的责任。”
我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多次碰到这样的病人。最近,我给一位80岁的患肝癌的妇女动过手术,但没有成功。对缓解癌症导致的问题我无计可施。她是个聪明女人,没有任何直系亲属。手术后几天,我坐在她身边给她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我可以给你用一些抗癌药,” 我说,“但是它们会让你难受,而且还治不好你的病。同样,我也可以在你手臂上插上针管,给你输液,这可以让你在食欲渐渐消退时不觉得饥饿;输液可能让你的生命延长一至两周。或者,我可以撤消所有的治疗,只给你吃维他命,然后再
看看有什么效果。我个人建议你选最后一种方案。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病人选择了听从我的建议。两周后,她安详地、毫无痛苦地离世了。
而有时,要做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定却很困难。最近,我有一个病人严重中风。他完全动弹不得,而且不能吞咽任何东西。头两个礼拜我们给他输液,后来又通过一根导管将食物从他的鼻子输送到他的胃里。
三周后,他依旧昏迷不醒,而导管使他的喉咙经常疼痛。我与他的四个成年孩子商量,告诉他们我认为该把一根导管通过一个小洞直接插进他的胃里,这样喂食他就不会那么痛苦。我还告诉他们说:“我可以把导管拿掉,就让他吃些他能吃得下的东西。有可能他活不长久,但他不会太痛苦。” 没有人愿意承担允许施行手术的责任,也没有人愿意允许完全停止给病人进食。
结果,可怜的老人又多活了近三个月,喉咙依然疼痛不已,嘴里也因疼痛而经常出血。他死于严重感染──一种令人悲痛的死法。
那么,作为负责任的人,在需要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时该怎么办呢?
归根到底是个常识问题。在我行医的30年里,以及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里,医生和病人家属一直合作默契,共同决定在疾病的最后阶段怎么做才对病人最好。
有95%的病例,在恰当磋商之后,都能做出人道而合理的决定。另外的5%不能立即达成这样的决议。遇上这种病例,做上几天或数周的基本治疗,观察病人的进展之后,正确的决定就一目了然了。
在此我警告一句。不论是家属还是医生,他们都不愿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可是毫无疑问,如果任何一方坚持要有所谓 “中立”的第三方(通常是政府代表或者职业律师)介入,那不但会拖长决策过程,而且在很多时候,决策还会更加武断、更不人道。
我们试图避免的就是中立。唯一有权做出决定的,是那些非常熟悉病人、能将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如果有一个地方应该禁止律师和政府官员的干涉,那就是危在旦夕的病人的房间。
Unit 6 sectionA
从理想上说,人们希望知道地震什么时候发生,破坏程度会如何。在日本和中国,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在日本,科学家在陆地上和海洋中铺设电线,以监测它们的运动。而中国人的传统做法是观察动植物以获取地震的警示信号。例如,中国人注意到,
地震之前母鸡的行为会有所异常:它们夜晚不肯进笼。他们还注意到,蛇会爬出地穴而冻死,狗会狂吠不已,甚至那些平常很安静的狗也会叫个不停。日本的阪神地震发生之前,有报告说大批鱼群游到了水面。有些鸟,如鸽子,也显得特别聒噪,据说地震前它们飞行的方式也与往常不同。也许最有趣、也最容易测量的,是地震前地下水发生的化学变化。实验数据似乎表明,地震前地下水中氡的含量会增高。
人们还希望能够预防地震会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要知道,多数在地震中丧生的人都是被倒塌的建筑物砸死的。所以,具有抗震能力的房屋结构是关注的重点。钢似乎是最佳的建材,但一旦被焊接成僵硬的结构就不行了。许多新式结构都采用了一种新型的钢接合方法,即I形接合,它看来是最耐用的一种接合。这种钢接合在移动时不会断裂。同样,为了预防财产损失,建筑师如今设计楼房时会使房屋的支柱和横梁力度相等,而垂直支柱则深深插入坚实的地基中。此外,许多新型房屋都采用了较轻的屋顶和坚实的墙壁。高架桥的水泥柱先前只是在内部有钢筋,如今外面也包上了钢板。
除了设法改善建筑结构外,地震频发区的人们也需要为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做好防备工作。他们应当定期检查和加固房屋,将重物放在低处,将橱柜和柜子贴墙放置,加固房门以防地震时意外脱开。
除做好房屋的防震外,这些地区的人们还需要为自身做些防备。他们
应该在家里和工作地储备些水和食物。最好每人储备几加仑水。储备一些可以净化水和消灭病菌的东西也很重要,这样就可以安全地饮用其他来源的水了。每人准备一周的食物。地震救生储备还包括无线电接收器、手电、备用电池、急救用品、铁锹、帐篷、绳子和保暖衣物。此外,专家们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手边备有灭火器。应该在住处、工作场所和汽车里(如果你有车的话)都存放一个。灭火器应该是可以扑灭任何火灾的那种。有必要的话,准备一些能关闭煤气和自来水管道的特制工具。准备一个备用的户外烹调和取暖用具,可以准备一个便携式露营灶和几小罐煤气。在住处、工作场所和汽车里放一双厚重、舒适的鞋或靴子。发生地震时会有大量的玻璃碎片。轻便的鞋子不能像厚重的鞋子那样保护好你的双脚。
每个家庭都需要制定地震应急计划。如何让一家人在地震的混乱中安全离开? 大家应该商定一个地震区外的会合点──可能是在几英里外的某个市镇。同样,协商好地震时家人的联络方式也很重要。地震若发生在大城市,市里的许多电话线路很可能中断,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可用线路会很忙,因为灾难之后自然会有许多电话,要从市里的一个地方打到另一个地方会很困难。但可能通向市外的电话是通的。明智的安排是,让所有的家人都给一个住在一百多英里之外的朋友或亲戚打个电话,以报平安。
尽管科学家们仍无法预测地震,但对地壳中的大板块如何移动,板块间的压力如何,地震如何发生,某地区发生地震的一般概率为多少,他们了解得越来越多。在不久的将来,精确预测地震将成为可能。然而,即使可以预测,居住在地震频发区的人们还是应尽力预防灾难,办法是建造能够抵抗地表运动的房屋,同时做好个人准备。在挽救生命和防止家庭损失方面,这些预防措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教育人们如何在地震中求生,应该是所有政府规划和地震研究项目的重点所在。
Unit 6 sectionB 人的感觉是相对的。
和人相比,一棵树看起来很大。可是将树和山相比,大树就显得小了。换言之,自然界的事物是大是小,是新是旧,仅仅是就其所涉及的标准和比较而言的。
人的一生中,不会有很多东西发生变化。连树也活得比人长,而地球本身就更是个老寿星了。地球约形成于50亿年前,源于一团循环旋转的尘埃和诸如氢、氮之类的气体。10亿年后,这个星球冷却下来,于是形成了大陆和大片的水域。
大约35亿年前,又发生了一次巨变。海洋中开始孕育一个巨大的生
物体系,包含各种各样相互依赖的生命形态。在地球这个有生命的星球上,最早的动物是原始海洋动物。后来,在大约5亿年前,这些海洋动物进化成了甲壳动物。7,000万年后,首次出现了鱼。而后,大约4亿年前,出现了昆虫。又过了2亿年,恐龙和第一只哺乳动物开始在地球上行走。大约2亿年前,温血动物开始在天空中飞翔──它们是最早的飞鸟。5,000万年后,鸟和哺乳动物都有了稳固的形态。科学家们认为,大约300万年前,原始人类开始在地球上行走。这时生命开始兴旺起来。
就地球上生命的进化而言,人类是姗姗来迟者。然而,尽管在地球上的时日尚短,人类却已给地球表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人类占据地球的短暂时间相比,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人类企图控制资源
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更能控制其周围的环境。由于智力与手工技能的结合(手工技能使得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人们已经发现了诸多利用地球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燃料和许多其他物产和资源的方法。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增加,人类依靠土地资源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土地的总量是有限的。虽然使用拖拉机等机械和施用化肥可以提高农业
产量,但是土地最终所能产出的粮食只有那么多,不会再增加。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类的消耗也越来越多。很明显,地球上某些地区人口已经饱和;在这其中的许多地区,未来的人口增长肯定会带来更多的贫穷和苦难。然而,富裕国家的人们所使用的能源在比例上远远大于贫穷国家的人们。他们毫无节制地使用这些资源,因此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人类只是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却造成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流失。比如说,地球上的水量是有限的,这些水通过自然作用得到净化。但这些过滤水的自然作用通过去污仅能净化一定量的水。
同样,地表之下只能找到储量有限的石油。石油是一种珍贵的资源。难道人们应该为生产汽车用油而耗尽石油资源吗? 难道为了控制整个地球,令生活舒适,人类就要用尽生存所需的所有资源吗?
自然界的平衡
所有自然体系都趋向于在各种对立因素或力量中保持平衡。而人类活动能够引起或加速自然体系中的永久性变化。一处小火带来的烟不会危害环境,因为自然净化作用会将空气中的烟尘清除。但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从千万家工厂排放出的烟尘已大大加剧了全球大气的
污染程度。要清除这些烟尘已超出了自然作用的保护能力。森林已不能及时清洁空气。
尽管人口迅速增长,工业快速发展,还是有一些人类群体──常常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能与地球和睦共处。这些人从未改变过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他们被称为土著,保留着历代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许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包含向地球归还资源的做法。
人口的增长带来了粮食短缺、空气质量降低、天气状况变化等问题。是什么在破坏雨林、土壤和海洋? 是什么造成了雨水穿过污染的大气时形成的酸雨? 为什么会有全球变暖的威胁? 所有这些恶果都源于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人类对环境的强行控制。
从20世纪初起,各强国竞相利用地球资源。他们渴望成为帝国的贪欲造成了地球资源被滥用。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在忍受这种滥用所带来的问题。由于不再无视地球罹难的根源,人们正在寻求各种方法来治疗它,把自己取走的东西归还给地球。从前人类只会利用地球,如今每个人都必须保护地球,保护这个身处险境的星球。
Unit 7 sectionA
“我19岁看到了未来,并将我的所见当作我事业的基点,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比尔·盖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