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的中国转型
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必须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必须在周边培植几个战略支点，同时还要避免和应对中国产业出现空心化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于2015年10月召开，会议将研究通过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为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他表示，现在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TPP、TTIP新贸易规则的出现和形成，中国必须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必须在周边培植几个战略支点，同时还要避免和应对中国产业出现空心化。估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过低。中国经济增速需要保持一个界限，这样，政府才能有公共财政收入，维持公共服务，国家才能解决就业问题；经济增速太低，将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也会影响到小康社会建设。
前瞻未来难题
中国经济报告：据悉，“十三五”规划或将稳增长摆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排在其后的，才是转方式、调结构、促创新。在稳增长方面，未来几年，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矛盾？
马晓河：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期，长周期一般是30年到50年，中国恰恰是30多年实现了高增长。世界银行把各国按收入情况分为五个等级：低收入、中低、中等、中上、高收入等五类国家。通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收入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凡是跨入这个阶段的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要出现下行，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基数。经济总量越大，增长就越慢。中上收入阶段增长1%，相当于低收入阶段增长4%—5%。
第二是结构变化。一方面，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由快变量主导，经济增速就快；由慢变量主导，经济增速就慢。随着一国进入中上收入阶段，投资空间会变小，如高铁、广场等建成后就不会再在原地建，这时就需要由投
资转向消费。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消费，由投资转向消费主导，经济增速必然减慢。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变化。进入中上收入阶段以后，产业结构出现两个变化：一是从以重化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高科技、高附加价值、高加工度、低排放产业为主。钢铁、水泥、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等重化工业投资多，技术含量低，发展肯定快；但是高科技产业需要创新，发展必然比较慢。二是从发展工业为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为主导。服务业发展必然不如规模化的大工业，从建设到投产都能产生GDP。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各级政府都注重发展工业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这对增长速度有影响吗？
马晓河：因为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可以通过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实现快速发展，而服务业是分散的、以消费为基础的产业，消费不增加，人口不能积聚，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但是一国到了中上收入阶段以后，必须以服务业比重上升带动经济发展，速度必然要慢。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短周期和长周期分别意味着什么？
马晓河：短周期是指经济增长在宏观调控周期中3到5年内出现V或者U字型下行或上升，而长周期是缓慢的增长周期，一般完成一个增长周期需要30到50年。目前中国正好处于短周期V字形向下的阶段，这个下降与长周期下行正好交汇，导致经济增长下行过快。这时政府正好换届，本届政府为了稳增长，为了让经济增长不至于下降到难以忍受的增长区间之下，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比如，加大公共投资、减税、下放行政审批权等财政政策；降息降准、并运用短期货币工具增加货币供给等；淘汰落后产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推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鼓励围绕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4新”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稳增长的目的是想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产业青黄不接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产业显现出青黄不接现象，应该怎么办？
马晓河：传统产业可以利用行政命令淘汰，新兴产业靠什么发展？有人说靠政府推动。有些产业可以，比如节能环保。但一些高加工度、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或产品，如数控机床、发动机、集成电路、无人机、机器人、芯片以及制造业中的基础件、关键件和中高端制成品等是要靠市场和社会创新才能完成。
因此，传统落后产业淘汰、转移后，接续和新兴产业成长必须依靠市场，这样就必须给企业和社会大众以充分权利，鼓励他们创新。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渐进式发展替代，是到一定阶段，工业占主导地位，再到一定阶段，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发展过程中，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到一定阶段，重化工业要占主导地位，再到一定阶段，高附加值、高技术成长产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前30年，中国把这个自然规律打破了，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让重化工业快速占据主导地位，大量资本和公共资源涌向了低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导致社会和市场没有力量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实现更新替代，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断档。
所以，现在中央号召发展中国制造2025、发展“互联网+”11个行动计划等政策都是对的，问题是如何落地。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制造2025、发展“互联网+”11个行动计划为何落地难？ 是否与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有关？
马晓河：落实难是因为传统产业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不易转入新兴行业，如大钢铁厂、大化工厂多则几百亿，少则几十亿，把它炸掉，存量资本就没有了，利用炸掉钢铁厂、水泥厂等的资本发展高技术产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固定资产无法折旧；相反，我们还得为淘汰这些产能耗费相当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
总体来看，过去过度利用政府和行政力量发展低端制造和重化工业，导致了现在新兴产业转换缓慢。因此，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要慢于正常状态下的产业结构转换。
这种发展模式是由我们的体制决定的。一方面，假定中国的公共资源是一千亿，按道理来讲，这一千亿中的60%应该用于消费，40%用于公共投资和生产投资，其中20%用于公共投资、20%用于产业投资。过去的发展模式不是这样，而是50%用于消费，剩下的50%中20%用于公共投资，30%用于产业投资。应该用于消费的10%被产业投资挤占了，从而扩大了产能。因为20%的公共投资最后拉动的也是产能，所以最终实际上是50%用于产业投资。从应该是60%用于消费、40%用于投资，到实际上50%用于投资、50%用于消费，长期以往就导致消费能力不足，产能增加过快。
另一方面，50%的投资中，20%应该用于开展产业转换的高科技产业发展，30%应该用于重化工业。实际上，我们又把40%用于重化工业，只有10%用于高科技产业，从而使得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又以侵蚀制造业高端化、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重化工业淘汰，再发展高科技产业，显然就遇到了障碍。因为以前的资源是为后来的发展打基础的，如果把以前用掉的资源挪过来，重化工业资本又很难从存量资源转化成增量资源，如炸掉钢铁炉子、电解铝炉子等会造成资本损失，所以，用新增量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时，会比过去按照正常国家存量发展要缓慢一些。
改革僵化体制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认为，中国改革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那么，如何通过改革、通过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经济体制僵化的问题？
马晓河：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模糊、不确定性的特点，利用体制优势借助市场化推进，发展了一大批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环境容量压力的增加，政府发现现有的产业远远超过市场需求，出口出不去，国内又消费不了。
我曾经提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当时有一大拨人批评我，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上层建筑不改，总体设计不科学，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很难推进。
顶层设计的含义就是通过上层设计和整体改革，推动社会结构变迁，从而带动经济结构的转换。只有上层建筑改革，才能带动下层改革。未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要推动三大结构转型；一方面，三大结构转型需要协调推进，没有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改革显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同经济结构转型相比，我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相对缓慢，已经明显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只有加快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才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中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三大结构转型必须衔接和协调，如果三大结构不协调，很难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体制僵化是指体制改革滞后，没有顺应市场经济的演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到了今天难调整的局面。解决体制僵化问题要靠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放权让利，即向企业向社会放权。但由于我们的体制是收权容易，放权难，因此改革面临落实难的问题。目前，中国改革出现三种倾向：第一，部门化，谁家孩子谁抱走，造成跨部门、跨领域、统揽全局的改革难推进。第二，碎片化，改革被一点点切成碎片，弄成零部件似的，联动性不够。第三，简单化，改革不只是简单的放权，单靠放权是不能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的。
实现三大转型
中国经济报告：是否可以说，“十三五”时期，重点要解决三大转型难的问题？
马晓河：只能说，十三五可能是一个开端，是走向新时代的第一步。这里就“十三五”期间以下几个结构转型问题做几点分析。
第一是经济结构转型。具体包括三个小结构：首先，需求结构中要逐渐增加消费比重，让消费增长快一点，投资增长慢一点。这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用过多的公共资源来投资，本该用于消费的资源强制投向了公共领域，特别是一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共投资与中低收入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但却带动了产能，这些产能又无人消费，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十三五”期间要增加消费，政府要像以前重视投资一样重视消费、重视改善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福利。其次，投资结构中应该限制各级地方政府的手，少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