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陈柳 刘志彪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10093）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mail：chxiaoliu@126.com，电话：13815891881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研究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部地区外向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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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摘 要：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关键词：创新能力 FDI技术外溢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一、 相关的研究与本文的任务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特殊关注。虽然以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但它从来没有否认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则将有关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推向高潮。新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它只是由一些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其各个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根据技术内生化处理方式来区分，内生增长模型通常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投资为基础的增长模型(investment—based growth model)，即考虑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促进经济增长，如Lucas（1988）。二类是以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等为代表的模型，这些模型从技术进步内生化角度考虑，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渊源，并且技术知识的增长源于单独的研究开发(R&D)部门，因此这类模型又被称为以研发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R&D—based growth model)。
就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而言，主要可以有两种途径：其一是本土的自主研发的方式；其二是通过吸引FDI以获取技术外溢或者是技术引进。D.Coe(1995)等人的研究表明，国际范围内的技术扩散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Rivera-Batiz(1991)、Grossman（1991）等借助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建模思路，研究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长期增长，其核心是考察FDI如何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国内技术进步，从而最终作用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但在实证研究中，对FDI是否对东道国存在正面的技术外溢具有不同的观点。在对多个国家的分析中，Lichtenberg 等(1996)发现，在1970-1990年，FDI并没有给OECD国家带来技术外溢。而Hejazi和Safarisan（1996）却发现同一时期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有着显著的技术溢出。在单个国家的分析中，同样也存在不同的结论。Cave（1974）对澳大利亚、Ai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的研究都表明跨国公司进入会引起正的技术外溢，而Had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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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Blomstrom（1999）对墨西哥的研究都表明了外国厂商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是负的。Borenztein等（1998）基于东道国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的角度解释了上述研究的分歧，认为东道国只有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才能跨过这一门槛，享受FDI带来的外溢。
国内实证研究也是遵循着上述思路，结论基本上都认为FDI产生的技术外溢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沈坤荣、耿强（2001）利用1987-199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FDI技术外溢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我国FDI 年流量相对于其当年经济规模的比例每增加1 % , 相应的人均GDP 就将增加0.27 %。王志鹏、李子奈（2004）利用我国1982-2001年29个省份的经验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虽然FDI自身对经济增长也有促进作用，但并不十分显著，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张建华等（2003）对广东省1997-1999年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FDI技术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比较显著，并且FDI在区域内的外溢要大于行业内的效应。江锦凡（2004）的研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并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然而，上述实证研究在分析FDI技术外溢在经济增长中作用时，可能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固然技术进步是引起了近二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技术进步更应该是来源于本土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并非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
因此，本文的任务主要是两点：其一，实证分析本土的创新能力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二，在控制住本土创新能力这一因素的情况下，重新评估FDI形成的技术外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的以下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对指标选取、计量模型以及数据来源进行简要的说明；第三部分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和FDI技术外溢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且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区域创新能力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指标、计量模型与数据
测度本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涉及到一个对创新能力衡量指标的问题。国际上常用的评价科技产出效率的指标有：专利、科技论文、技术贸易、高科技产品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等（陈国宏，2002）。陈至立（2005）指出，自主创新从内容上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原始性创新，即通过科研和开发，努力获得更多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二是集成创新，即通过各种相关技术成果融合汇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地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因此可以看出，从自主创新的含义上看，不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自主创新的首要特性就是 1
当然，除了基于经济增长这一角度的分析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是从生产效率来讨论FDI的技术外溢的问题，比如姚洋、章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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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自主创新绝对不能够是以往研究的简单重复。专利制度本身即是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一种鼓励。欧洲专利公约中第52条规定“欧洲专利授予任何新的，有创造性的，并能在工业上应用的发明”，我国专利法第22条也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在诸多的评价科技产出的指标中，本文选取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评价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
对FDI技术外溢的衡量，本文借鉴以往的研究，将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即是FDI的溢出效应。同时，本文还借鉴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对人力资本和“发展门槛”的研究，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作为衡量FDI技术外溢的另一指标。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LnYit=co+c1LnPATENTit+c2FDIit+c3HitFDIit+c4SOEit+c5GOVit+εit （1）
LnYit：地区i在第t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 元人民币) 的自然对数值,代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本文中LnYit为被解释变量, 其余变量均为解释变量。
LnPATENTit：地区i在第t年的专利授权数的自然对数值，代表各地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若本土的创新能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则LnPATENTit与被解释变量LnYit应该有正相关关系。
FDIit：地区i在第t年吸引FDI占GDP的比例，表示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原始数据以美元为单位，这里使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将其转化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现有的研究在不考虑本土创新能力的情况下，往往得出FDIit与LnYit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结论。
HitFDIit：地区i在第t年FDI占GDP比例与当年人力资本存量的乘积，代表两者的交互作用。其含义是，FDI的技术外溢可能需要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够发挥作用。Barro,R.J（1995）的研究表明，初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本文选择每万人中接受普通中等教育的在校人数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指标。
除以上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外，本文还选择以下控制变量：
SOEit：地区i在第t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代表产权变量。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
GOVit：地区i在第t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该变量可能会代表政府腐败行为、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和税收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献一般认为，政府的对市场经济的非公共部分进行过多的干预是不利于增长的，因此理论上GOVit的系数应该为负数。
本文选取的是全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87-2003年的面板数据，其中，1996年设立直辖的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青海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由于技术创新能力指标数值过小而未列入样本，港澳台地区没有计入。本文所有数据均选自各期《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三、 实证分析
（一） 全国层面的分析
表1给出了全国层面27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分别列出了Pooled OLS、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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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随机效应三种模型的结论。进行Hausman检验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固定效应，即采取固定效应更优。同时，Pool OLS模型的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说明本文的结论是非常稳健的。此外，固定效应模型的R2为0.834，说明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表1：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中国经济增长 解释变量 C0 Pooled OLS 固定效应 3.357*** （14.72） 0.686*** （31.29） -2.904 （-1.24） 0.0081* （1.62） -1.396*** （-7.00） 0.372 （0.72） 0.882 459 随机效应 4.308*** 4.251*** （19.56） （18.09） 0.688*** 0.663*** （31.32） （29.64） -3.168 -4.39* （-1.36） （-1.81） 0.0087* （1.75） 0.0125** （2.43） LnPATENT FDI HFDI SOE -1.373*** -1.181*** （-6.89） （-5.88） 0.261 （0.50） 0.834 459 0.950* （1.80） 0.832 459 GOV Hausman检验（P值） R2 样本量 注：系数下的括号内为t检验值；
*** ** *91.53（0.000）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Hausman检验的零假说是
固定与随机效应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R2指的是within的情况；表1使用Stata8.0计量软件完成。
（1）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表1的模型中， LnPATENT是将专利授权数量取自然对数值进行的弹性分析，其系数估计值为0.688。因此，可以认为，当以专利授权数量作为创新能力的指标时，创新能力增长1%，人均GDP就增长约0.69%。这说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均衡、稳定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评估的数据与一些历史经验也是契合的，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指出，美国从1900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9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产出年均增长为1.8%，其中约0.3%的增长来源于资本的深化，而其大部分的1.5%则来源于科技创新。
（2）FDI本身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FDI与人力资本结合仍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本文的模型在控制住本土创新能力这一变量之后，FDI并没有表现出以往研究中的技术外溢作用。这就提示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FDI技术外溢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高估了，而高估的原因可能即是忽视了本土的科技创新这一重要因素。但是，FDI与本土的人力资本结合之后，仍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可见，在现阶段，有关外资政策的关键问题并不再是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是应该将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等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途径上来。
（3）国有产权的比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这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比例仍然过高。国有企业占据了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并且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势力，这可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障碍，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民营经济尚未显示出应有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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