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剂、白酒的酒精含量低、食品包装净含量不够等主要指标。这些既给监管者增强了人力上的压力,又增加了技术和智力上的难度。
(三)经费保障不够。初级阶段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因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所需经费非常庞大。方方面面都需要开支，最大的最必要的两项开支是人员和技术装备。人员就是指除有工资保障的专职监管人员外的食品协管员和信息员，技术装备主要指食品巡查车及一些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目前，在全市32个责任区里共聘请社会食品安全协管员140名，信息员1039名，其中十堰城区两员共205名，若按每人每月50元的电话交通补助计算，全市每年所需最低经费708600万元，XX市区需要万元。如果按要求每个县市再配备一台食品流动检测车和建立一个简易食品检验室，每台车按7万元、每个实验室按20万元计算，又需要一次性投入资金189万元。两项总和全市共需资金2598600万元，其中十堰城区需要经费 万元。这几年，全市质监系统共自筹150多万元资金用于添置车辆、建立四图、巡查企业，但每年“两员”补助经费及流动检测车经费无法自己解决。如果这些经费长期不能落实，势必影响社会监管人员和积极性，也会给食品质量监管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三)检测设备落后。企业检测设备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监管部门检测设备是执法与监管的重要保障。食
品检测设备落后既包括企业又包括监管部门。从全市食品加工企业看，在此次调查随机抽样的20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中，只有7家企业有简陋的食品检验设备，每家企业的检验设备仅有1台，完全不能保障出厂检验的需要。从质监部门看，全市仅有市质检所能开展我市一些主要食品的质量检测项目，六个县市区的检验设备很落后，适应不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市无一台食品流动检测车。
(四)执法手段不力。近两年来，全市共接到群众有关食品质量安全的投诉举报210起，立案查处67起，结案60起。但案件的执行到位率却很低，只有30%。去年一年，质监部门共巡查企业1400余家，发现问题600余起，提出整改意见631起，整改到位210起，整改到位率33%。对一些“三无”企业，质监部门唯一的手段就是向政府和工商卫生等有关部门报告或通报，看着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隐患，却无力让业主关闭停业。在政协视察过程中，有6家企业根本达不到卫生要求，但却拥有卫生许可证，质监部门无力干涉。 (五)责任落实困难。食品监管从宏观上讲,有三方责任,一是政府负总责,二是部门负监管之责,三是企业负主要责任。政府负总责在市县级政府可以落实，但在乡级政府中，却很难坚持。一是乡镇政府没有独立财权，加上精简机构后，人员也很有限，大部分乡镇明确一个分管领导抓食品质量安全工作是有名无实，明确领导只是挂个头衔，很少过问食品
工作，市直相关部门下去检查食品工作，乡镇人员很少参与，部分参与的人员也对食品工作知之甚少。部门负监管之责基本都能落实，但由于是分段监管，一切责任最终都会追求到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导致质监部门责任不可推卸，其它部门则可以推托，遇利与质监部门相争，有责向质监部门推托。企业的责任分成两类，相对于农夫山泉这样的大型企业来讲，是能够对产品质量负责责任的，但对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来讲，一切以解决吃饭这个生计问题为重，有的根本是唯利是图，对社会的责任无暇顾及。
(六)重复检查较多。这是调查的20家企业反映最突出的共性问题，焦点主要是卫生部门与质监部门对企业的食品质量进行重复抽样检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有的企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如在市政协委员4月3日带领质监人员视察万隆茶叶同时，市卫生监督局人员就在该企业对茶叶质量进行检查，业主很头痛。
(七)监管盲区难消。盲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偏远的农村;一是武当山特区。质监部门几经改革变迁，是一个新机构，人员较少，机构设置只延伸到县，乡镇没有办事机构和人员，村组更是没法涉足。武当山特区成立时间较晚，好多行政机构没有及时成立，尽管市质监局几次向省里申请设立特区质监机构，受编制和财政影响没有得到批准，至今武当山的食品质量工作仍处于不定状态，有时指派丹江
口质监局监管，有时由市质监局直接监管，增大了工作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