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为了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运动锻炼也是必要的方法之一。《庄子·刻意》上就曾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熊经鸟伸”就是学着熊、鸟的样子来锻炼身体，这似乎类似于后来华佗的“五禽戏”，想来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健身操”吧！《吕氏春秋》上认为，有病之后才吃药，这只是扬汤止沸，而只有加强锻炼，使精气流通，才是釜底抽薪、治本的办法，养生必须治本，这样病才不会发生。
然而，以上这些正如庄子所说的，“为寿而已矣”，不过使人达到正常的寿限而已，而这为道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自古王侯悲短寿”，生命是太短暂了，几十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因而，道家所要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长寿，甚至不死，于是人便开始寻求神仙的帮助，秦皇、汉武都做过类似的事，时至今日，在日本某地，还树立着秦始皇所派寻找神仙的徐福的纪念碑。可是神仙终究没有找到，反而留下历史上著名的“梵书坑儒”事件。秦皇汉武寻找海外神仙失败后，便没有人再去做这个梦了，但人们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了另一条长生之路：既然找不到神仙，那就只能靠自己了。怎样做呢？寻找不死药。起初的不死药是从普通药物发展而来的，主要是植物药，如灵芝等。古代服药的理论认为，人们服食某种药物，就是把药物的某种性质转到自己身上，那么问题又来了：所有植物药都是要死的，既然植物药自己没有不死的本性，又如何能使人不死呢？显然，要长生不死，必须服食那些自身能长生不死的药。于是人们想到了金和玉，金和玉都是长生的。可是，自然界的金是有毒的，不能直接服用，必须经过烧炼之后才能服用。由此便产生了炼金，即后来的炼丹运动。服丹的结果又如何呢？由于“食物中毒”，从唐太宗到唐宣宗，服丹而死者不计其数。事实证明，“金丹”不能带给人长生，相反，不少人却因此而夭亡。人们不得不去考虑：哪儿错了呢？于是又有人提出，炼丹并没有错，错的是炼丹的原料和方式。其实，“金丹”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身，“铅汞原来在自身，自误何须怪他人。”因为人都是从元气成身，而一切万物也由元气所生，因此，一切外物，人身中皆已自备，只要修炼自身的元气就足够了。于是各种形式的气功便出现了。
纵观道教的整个长生史，也许会觉得荒谬可笑，不过，这也正是人性的真实表露。肉体长生的成仙信仰，出于对人生、人间的挚爱，植根于华夏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希求长期地、无限期地活于人间，饱享人世间的各种幸福当然是出于对人生、人间的肯定和眷恋。不过，道家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对保全生命、养生长生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对死的问题的思索。
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死而不亡者寿”[34]，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大宗师》中说：“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35]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三、“根尘幻化，业不可逃”的佛教轮回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佛教却认为，生
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他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比中国的老子、孔子要早一些。悉达多以当时自己对人生生老病死的所见所感为出发点，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因此，佛教徒尊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
佛教在汉朝时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通过依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最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中国本土化，终于在隋唐以后，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净土宗”中的净土法门和在中国兴起的“禅宗”，由于其教义的简便易行，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的基本信仰，即在于说明人生是苦，这集中表现在佛陀提出并由后代佛教加以发挥的“四谛”说上。“谛”是真理的意思，所谓“四谛”即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是痛苦，“集”是原因，“灭”是寂灭，“道”是途径方法。“四谛”说阐述了四种真理：人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指明解脱人生痛苦的境界；以及解脱痛苦实现境界的途径。“四谛”说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人生观[36]。
佛教断定，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的一生即是苦。“苦谛”说明人生有着不可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和五受蕴等八种苦难，因此，可以说，人生皆苦，苦海无边。既然如此，那么死亡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佛家却又认为，人的死亡并不必然使之摆脱苦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真正的觉悟，死亡依然是不可摆脱的痛苦。在“集谛”中，佛教说明了造成人生苦难的根源，那就是人的欲爱，包括对淫乐、长生、权力、金钱的欲爱等等。欲爱有常，可世界的本质却是无常，因此，欲爱永远得不到满足，也不可能持久，由此便产生了一切痛苦，又因为有欲爱便会有行动（包括思想动机和实际行为），有行动便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即佛教所称的“业”，今生造业便结来世轮回之果，于是因果不断，生死轮回不已。由此，要想消灭苦，超脱生死轮回，关键便在于消灭欲爱，欲爱消灭了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没有轮回果报，这样就会达到不生不灭绝对宁静的涅槃境界，即通常所说的“极乐世界”，这就是佛教所称的“灭谛”。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太难了，为了达到涅槃，人必须放弃一切的欲爱，但追求涅槃本身就是一种欲爱。“道谛”是佛教提出的达到涅槃的修炼方法，主要有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和正定。八正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人控制调节自己的心念，不为外界一切所动。因为在佛教看来：境由心造、物由心造，外界的一切是否会在你心中掀起波澜、诱惑你神魂颠倒，归根到底是由你自己的心造就的，只要你能控制自己的心念，那么苦难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总的来说，佛教认为，在人达到真正的觉悟之前，人的生与死一直是一个循环、轮回的过程：死后再生，生后再死，但还不仅仅是人的生与死的重复，在轮回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生前所造的“业”，来生也会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种不同的情况，佛教又称之为“六道轮回”，这便是佛家常说的“因果报应”，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教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指一种超越生死轮回，进入永恒寂灭的精神状态。不过“涅槃”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因此，如何恰当地加以诠解：它究竟是一种彻底的断灭，还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喜乐的存在，佛教思想和佛教研究者们迄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37]。
从教义上来说，佛教并不强调生与死孰轻孰重，不过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佛教对于生还是更为重视的，因为很显然，无论是为了来世的幸福而强调今世的“善业”，还是为了达到涅槃境界所行的苦修，都无非是要求得生活的宁静与幸福，特别是融入中国儒道思想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强调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活泼自在情趣，明显表现了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生命的观念。比如，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对佛法的解释就是“平常心”，他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后来成为禅宗大师的慧海在回答他人如何修道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眼”。后期禅宗临济宗总结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这种顺乎自然、随遇而安、自由自在而又充实地处置每一件事，并能通过直接的感觉去体悟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的情趣的态度，在禅宗看来就是把握了佛性，进入了涅槃真如的境地。同样，对于大自然，禅宗也抱有特殊的亲切感，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禅宗要求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进一步体悟佛法，去感受生命的内涵，在自然、坦然、多变而生动的生活中获得永恒[38]。
总的来看，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虽然也讲“四谛八道”、“六道轮回”、“涅槃”，但这一切显然都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因为无论人世间的苦也好，觉悟后的“涅槃”也好，或者处于“三世”中的“六道轮回”也罢，都是在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宁静与幸福，这生活即包括现世的，也包括来世的。因而，中国佛教便不只注重讲“生死”，“生活”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四、儒释道三家生死观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困惑
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即有不断的争斗，也有相互的融合，在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白蛇传》中，都很明显地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这种杂融。在此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三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三家的生死观念更是深深地引导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也固定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想模式。当今社会上广大普通百姓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繁琐的婚、丧、嫁、娶等诸多礼节和种种风俗习惯，便是这种影响的真切体现。比如，由于受到身体头发受之于父母不得毁伤和“完尸”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历来认为解剖尸体是极大的罪孼，因此，尸检率即使在大城市仍然很低，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也因此，死后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也是很难得的。再比如，由于受到“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即使有政府的高压政策，火葬仍然很难推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将亲人付之一炬这一不肖行为。或者即便迫不得已，将亡人火化，骨灰仍要举行隆重的土葬礼仪，场面花销比单单进行土葬远远要多，真是得不偿失；并且，从古至今，坟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如果一家的祖坟遭到侵占，就算再没有势力，他也会情急拼命的。因此，在中国的土地规划中，坟地便成了一项重要难题[39]。我们很难去评说中国的这种杂融思想的好与坏，毕竟它适应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也同时引导了中国人思想的发展。
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成就是物质的发展，而物质发展所引起的直接后果则是人类的堕落。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的精神文明却恰恰与此相反地每况愈下地变得越来越贫乏，尤其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现实的生命不知有其价值，对于眼下的生活不知有其目的，因而常常感觉内心空虚，人生渺茫，恐惧而无所归处。“吃好、喝好，死了拉倒”成了人们生活的座右铭，很多人以追求刺激和满足情欲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空虚，从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最终只有懵懵懂懂地虚度一生，甚至过早地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社会风俗的低下、道德的败坏，显示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
西方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他的尊贵是因为他是上帝赋予的；中国古人也承
认人生命的价值，《孝经·圣治》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也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40]宗密《原人论》说：“三才中惟人灵者，由于心神合也。”这些都是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不过在这里，人的尊贵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价值是内在于人类本身的。简单说就是：正因为人是人，人类的生命才具有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中国的儒、道、佛思想更注重的是现实的利益[41]。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越来越突显出来，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也在不断升级。而相反地，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却在不断地向下滑坡，以传统儒释道思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礼仪之邦”随着西方科技的输入与发展，越来越变得“礼崩乐坏”，中国这个“央央大国”已走到了道德危机的边缘，而那些被称为蛮夷的“野蛮民族”相对于我们的“天朝上国”却要文明得多。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怎么了？神州怎么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
五、结论
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共具的天性，从猪犬等被宰时的嚎叫挣扎，人们大概不难体味出它们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即使低等到小爬虫，也有逃避死亡、保护自家身命的本能，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
生死之迷的破解是基于人内心的需要和感情的信仰。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他们对于大千世界的不同认识，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深层认识，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中，无论是儒家的“敬始、慎终、追远”的理性平安，还是道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自然之道，都表达了对待生与死的一种自然心态：“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生与死皆是人生问题的极限，所以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不过，究其深处，我们也不难看到在这种乐观思想背后所隐含着的对人生的悲观与无奈：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道教对长生追求的失败便是最好的证明。佛家的涅槃境界虽然可以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要摆脱世间生命这无期的生死流浪，简直是不可能的。“轮回”是一个美丽的令人眩晕的词，不死的灵魂可以因此而不断再生，但它却同时又意味着无法摆脱的无尽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