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2009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学习资料三》
农行上市不应被看做国有银行改革的收官之作，而是下一轮改革的新起点 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１９７８年始到改革开放３1年后的今天，我国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96—98）”变身为现今的“利润奶牛”。回顾其间的蜕变过程，总结改革中的“得”与“失”，对银行业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首先，国有银行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后，1979年初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围绕着这个方向，各家国有银行不断推进企业化、市场化经营，创新运营体制。经历1988—1989年国有银行承包经营改革试点失败之后于１９９４年成立３家政策性银行（1992年李总理有两个指示，经历1993年的“严打”—发现金融业的问题相当严重：大量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股权融资领域；大量信贷资金帐外经营；不量资产太多；政策性硬缺口相当严重；“全国性的三角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金融秩序相当混论！！！），旨在将国有银行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使其成为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１９９８年，财政部发行２７００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同时，通过４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近１．４万亿元不良资产，为国有银行卸载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加入WTO大势所逼！）。遗憾的是，这种外部措施“治标不治本”，因此收效不大，到２１世纪初，几大银行又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平均不良率高达２５。47％。（2001年朱总理批评相龙后，才有了2002年全国性银行业不量资产的准确数据！）于是，２００２年之后，从理论界到决策部门开始对前期改革进行反思并形成共识，改革仅仅依靠注资、剥离等“物理变化”难以取得成功，必须通过“化学变化”进行制度创新，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进行再造。因此，在２００３年后国有银行的新一轮改革中，明确其方向是“按现代金融企业的属性进行股份制改造”，
并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重塑公司治理结构、推动银行上市，使几大国有银行变身为股份制的现代金融企业。因此，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可谓一次深刻的制度变迁。（注意中建模式与工农模式的差距！农行模式的取得是很艰难的！）同时，还要看到国有银行改革的“溢出效应”，国有银行改革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在国有银行改革的过程中，通过成立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来行使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功能，向国有银行派驻董事，进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成效显著的，是我国国有资本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探索，也为之后进行的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这种“溢出效应”也反映在干部管理体制的监督上，改革之前，银行的干部任命更多体现为政府机关性质，官员在各个银行之间换来换去完全取决于政府意志，外界很少有各种反映，默认这是一种正常自然的调动。但是，银行改革之后，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制更加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日益完备，对于董事、高管等人员的职责、任期等均有明确规定，这样既保证了公司治理的稳定，也降低了变动成本。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看，这约束了银行内部的“暗箱操作”。这种机制也使政府对银行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以往“爱管闲事”的家长变为开明通达的监护人，这不可不谓银行改革的另一个“溢出效应”。当然，总结银行改革取得的骄人成绩，也不妨碍对一些问题的反思。比如，面对“贱卖论”的质疑之声，也须有所思辨。无疑，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体制创新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以“贱卖”指责来否认国有银行改革是站不住脚的。但现在回头看，如果当初对改革的统筹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或许之后的质疑之声也会更少一些。从几大银行股改上市的实践来看，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建行Ｈ股上市；２００６年７月，中行Ａ股上市；同年１０月，工行Ａ＋Ｈ股同步上市，这一连串的动作，可谓紧锣密鼓。但事实上，在建行上市之时，中行、工行的
战略投资者工作已完成。如果当时能够事先更好地进行统筹规划，把各行上市时间适当拉长的话，比如说在建行上市之后再考虑中行、工行的战略投资者引进，这样，由于建行股价上涨的示范效应，将会使中行、工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卖出更高的价钱，获得更丰厚的回报。目前，中国农业银行改革也进入攻坚期，但在战略投资者引进问题上，由于有了前几家银行可资借鉴，农行显然处在更主动的位臵（但是股市又不买账！）。这说明，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如何在技术层面做到“百密而无一疏”，的确还是值得反思的。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香港两地分别上市，在弱市中创造了全球迄今最大IPO。至此，中国四家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已全部改制上市，且在全球市值靠前，国际上甚至出现对应“华尔街”(Wall Street)的“长城街”之说(Great Wall Street)。不过，走进国际资本市场只是步入新起点，未来的挑战会更巨大，未来的发展道路漫长而艰难。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可能就此收官。从政府襁褓中的婴儿，到面向全球投资者的上市银行，这一巨变对中国银行业、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的银行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分立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为起点，直至2005年开始长达五年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改革之路漫长而艰辛，渐进行程中包含了突进与腾跃。如今的国有银行资本雄厚、账面干净，初步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的制度框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未遭受重创，反而扮演了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执行者的角色。四大行上市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系拜“中国概念”所赐，正是中国宏观向好趋势使得投资者热情高涨。以中国经济的潜力，以中国银行业庞大的规模，有理由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感到乐观。然而，这些并非中国银行业持续繁荣的充分条件，有诸多繁重任务有待完成，上市只是银行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如果在IPO成功后弹冠相庆、误以为“毕其功于一役”，那是极不足取的。此时，更应警惕改革停滞，甚至
倒退。下一步，国有银行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仍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应该看到，四大行改革的成本是高昂的。经过数轮呆坏账剥离、内部重组、政府注资，方有今日成果。据测算，国家为此付出的成本近4万亿元，与政府在四大行持有的股份市值相当。“欠债”如此之重，就更没有必要为迄今改革成果沾沾自喜。从改革路径分析，改制上市可称一组“外包”行为，即由于原有股东？不尽合格，而把股东监管责任通过市场来“外包”，达到对银行内部人的控制的监督。但IPO只是“外包”第一步。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的意义上“形似走向神似”，真正建立公司治理机制，市场的外部约束最终需要通过内部深层次质变发生作用。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因脱胎于“国有”而转型“商业”走渐进之路，至今对银行基本功能仍存在广泛的误解。当下的国有银行还存在浓厚的“向上负责”的取向，而不是以价值为基础。一家市场化环境中的优质大银行，全行上下当拥有共同的信仰、文化，对贷款能贷不能贷，大多数人都能作出正确的独立判断。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即便在改制后，国有银行也相差甚远。银行在本轮经济刺激政策中的作用，也并非完美无缺，银行放贷的独立性便饱受质疑，这些贷款对未来银行资产质量和业绩的影响也有待观察。立足中国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仍将在银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下一步改革必须让公司治理真正起作用，政府作为大股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以对银行、对其他所有股东负责的态度建立并运营好董事会，银行治理应当远离“官本位”，提高透明度，让商业法则主导银行发展。为此，国家股东和监管者都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避免越位和错位，许多已成积习的不规范之处必须纠正：代表政府的国家股东必须尊重公司章程，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力；董事会和党委“两张皮”“内外有别”的做法必须尽早结束；监管当局列席董事会会议亦不可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董事会正常履
行职能，使公司治理落到实处。农行的情形尤为特殊。作为改革的后来者，农行在国际资本市场弱势局面中逆市上市，成功殊为不易，但其面临的严峻考验也刚刚开始。作为一家姓“农”的银行，农行既然通过资本市场之旅，庄重陈述了自身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可能商机，其“支持三农”的政策性任务当如何处理？农行重组没有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未来如何在董事会内外增加制约平衡的机制性安排？这些问题均应在后续改革中给出恰当回答。银行改革当继续深化，政府须当厘清政治领导人、监管者、所有者、管理者的各自职能，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纵观全局，医治银行“资本饥渴症”、探索和防范上市后新的风险、规范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对外开放、搞活民间金融、提高银行经营效率、提升我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等等，中国金融业可谓任重道远。
展望未来，国有银行改革将步入“深水区”，未来深化改革的任务并不轻松。几家银行在改制上市之后，近几年均取得了不俗的经营业绩，这里面固然有新体制和新机制的贡献（尤其是政府有意实行高利差的政策保护！）。但也应看到，银行业是一种顺周期（亲周期）的行业，中国经济前几年增长速度快，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这也是银行业绩丰收的基础。如今在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笼罩之下，在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甚至有所下滑的背景下，我不禁担心，银行业表现又会如何？现有的风险管控体系能够抵御得住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吗？同时，在靓丽数字的背后，不难发现银行盈利结构仍然存在较大问题，支撑高利润的依然是传统的利差收入，而中间业务等创新项目还处于起步期（附录：中外商业银行业务及收入的对比表！）。还须看到，本轮改革对总行层面的影响的确较大，但是到地方去，到省行市行，发现这种变化呈逐级递减之势。因此，未来国有银行改革将步入“深水区”，如何从总行向分支行推进，形成上下联动，如何优化盈利结构、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增加整体竞争力；如何真正落实内控制度、加强合规文化建设等等，这一系列难度更大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未来深化改革的任务并不轻松。比如：当前，监管上的严重缺位导致金融部门高管高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是业务监管部门，政府没有明确其为国家出资人代表。经过股份制改革上市的这些金融企业，虽然国家仍然处于控股地位，但是，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是享受高薪酬对象，都是利益攸关方，在决定高薪、提薪、高奖励和高福利时，自然能够顺利通过。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确定高薪酬。在董事会里，代表人民所有的国资代表实际上成了给金融高管自己谋取暴利的权力和手段。力图通过改制，明确产权，克服所有者缺位的目的，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国家出资人真正缺位了，真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