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行于通济渠（亦称汴河）的“歇艎支江船”是与众不同的。究竟“歇艎支江船”是何种船型？在《新唐书》中则语焉不详。1960年发现的扬州施桥唐船，是航行于通济渠的，其船深只有1.3米，吃水最大也是1.0米左右。她是不是歇艎支江船？难以肯定。1999年又在通济渠（汴河）发现4号唐船，其首部构造与扬州施桥唐船十分相似，尺度也相当。笔者以为。这或许就是当年刘晏大量打造的“歇艎支江船”。
在《新唐书·食货志》中还记有航行于黄河并能冲上三门峡的“上门填阙船”。该船是何种船型？恐怕只有等待考古发掘了。
（6）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发掘成果[40]
1974年在福建泉州的后诸港发掘出宋代海船一艘，1975年在《文物》第10期发表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在《简报》发表之前，各学术单位都收到了泉州海交馆寄出的发掘资料和船体的测绘图等，被邀请参与研究。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船史研究论文主要有：
席龙飞、何国卫：“对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及其复原尺度的探讨”，载《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转载在《中国造船》1979年第2期。
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载《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杨槱：“对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载《海交史研究》1982年刊（总第4期）。 文献[40]收入了发掘报告和包括上述3篇共20篇论文。
1979年3月，在古港泉州召开了“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到会约百人，收到论文60篇。经充分的讨论，对古船的年代，航线、建造地点、沉没原因等均取得共识。泉州船的研究结果，证实了《马可波罗行记》中船舶“有大舱十三所”，“船用好铁钉结合，有二重板叠加于上”的记述。泉州船尖底、深吃水，船型极其瘦削，长宽比只有2.5左右，采用V型横剖面，此种设计是综合考虑了船的稳性、快速性、耐波性和加工工艺性等多种要求。其长宽比约为2.5，与文献上记述的郑和宝船长宽比为2.466??极其相近，使宝船尺度比有了文物例证，有力地反驳了恣意修改宝船尺度的学术见解。
（7）宁波出土的宋代海船揭示了中国古船装有减摇龙骨
[41][42]
1979年11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宁波发现宋代海运码头和古船”的消息，1980年我们应邀参与合作研究。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如[41][42]。值得重视的是宁波宋船所安装的减摇龙骨，即使用当今的船舶规范来检验也基本符合要求。研究表明：中国这一技术要早于国外大约七百年[43]。
（8）蓬莱古船的发掘
1984年在古港蓬莱水城清淤工程中，抢救性发掘出元末明初古战船一艘[44]。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烟台市文管会和蓬莱县文化局，于1988年10月在蓬莱联合举办了“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学术研讨会。杨槱、袁随善、辛元欧、周世德、杨熹、文尚光、袁晓春、唐志拔、何国卫、沈同惠、顿贺、席龙飞等研究传统船舶的学者均到会。会后出版了相应的《论文集》
[45]
。在1991年上海国际帆船史会议上，袁晓春和吴松高
[46]
、席龙飞和辛元欧
[47]
均有蓬莱古
6
船的论文发表。顿贺等“蓬莱古船的结构及建造工艺特点”和工艺的超越其他古船的先进性。
（9）山东梁山县明代河船的发掘与研究
[49]
[48]
的论文揭示了蓬莱古船结构
1956年4月，在山东梁山县贾庄村宋金河支流发现明初木船一艘。船体包括甲板、舱盖板都十分完整，为出土古船所仅见。随船出土有手持铜铳、四爪铁锚，两者均有铭文。鉴于曾发现有兵器和头盔等，1958年曾有一篇文章认为这是一艘兵船。古船存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并未对外展出。1987年8月，我校的文尚光、何国卫、席龙飞和海军工程大学的唐志拔共同对该船进行过测绘和拍照。唐志拔在其《中国舰船史》[23]中认为：“这是一艘明初水师中的运输船，船上的武器是用来护航自卫的”。何国卫在帆船史国际会议（上海）曾发表“明代梁山古船的测绘及研究”
[50]
。该文章认为梁山船型与明代著作《南船记》中的“二
百料一颗印巡船”相类似。第1，该船外板的列数与《南船记》所记完全一致；第2，都是两桅运河船；第3，载货量和用途相近。与二百料船的区别仅在于梁山船的长宽比较大些。文章给出型线图、总布置图和结构图。在第9至11舱壁之间，设高约一米的舱棚，顶棚取四阿式，确像古代“官印”状，如“一颗印”船的造型。
（10）在韩国全南新安海底发掘出元代海船
[51]
1976年，在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市西部新安郡道德岛海面作业的渔船，起网时发现几件中国瓷器。以此为开端，于1976年11月进行试掘，到1984年9月间，打捞工作持续进行10次，在1984年和1987年还有两次复查性打捞。所获文物异常丰富。
新安沉船和相关文物的打捞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77年在韩国，1983在日本，先后召开了两次“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会议”。1991年12月在上海“帆船史国际会议”上，韩国学者李昌亿作了“新安海底沉船”的报告[52]。
中国陶瓷专家冯新铭从日本会议后归来，将会议的有关论文、资料赐下，督促我就新安船的国籍和航路发表见解，于是才有了“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的国籍与航路”[53]一文。拙文认为：不能以发现镌有“庆元路”铭文的秤砣，就判断该船是从明州（宁波）出发的。新安船打捞到的瓷器不是出在甬江流域，其窑址除龙泉窑在浙南瓯江沿岸之外，再有就是江西和福建北部，诸窑址的瓷器产品都可沿闽江方便地运到福州。如果说始发港是福州将更有说服力。
在1991年的上海国际会议上，对新安船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还得到日本松木哲教授赠予很多关于新安船的文献。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支持了笔者1985年论文的观点。于是更有1994年的论文“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54]，以8点论据确信这是建造在中国福建的福船船型。
2006年11月笔者首次访问木浦国家海事遗物馆，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在右舷顶边水舱的舷外板有上下相对的两个圆洞。由之可见这并非淡水舱。此顶边水舱的作用是什么？我以为很值得研究。这是不是被动式减摇水舱呢？
（11）在蓬莱水城出土第2号古船和另两艘韩国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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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到11月，在蓬莱水城又出土3艘古船。2006年8月，山东省文化厅主办，武汉理工大学，中国船史研究会、蓬莱市文物局承办的“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蓬莱市举行。收到来自韩、日、法、英、荷以及港澳台和中国内地学者的论文45篇，会前编辑出版了中英对照的《论文集》[55]。与会学者还收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辑的考古学专著《蓬莱古船》[56]。
由于到会的各国各地区学者的共同努力，蓬莱会议十分成功。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在闭幕会上我的学术总结发言题目是：“古船的考古发掘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
[57]
。
在韩国的沿海出土中国古船，在中国的港口出土韩国古船，已传为佳话。对东亚中、韩、日三国来说，我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历史上就经常进行友好交流。今天的盛会，正是这种交流的继续。
四、中国当今传统船舶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对传统船舶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自1978年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研究队伍经过组织和整合，研究工作逐渐有了新气象。从2000年起迄今，不断有一些船史著作问世。代表性的著作有7部。
（1）席龙飞著：《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造船通史，她注重文献与出土古船研究相结合；注重宏观论述与微观的古船复原研究相结合。三国、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而未列专章是个缺点，插图也嫌少。
（2）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图谱》，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
作者是国家博物馆陈列部历史学家。该书以丰富的出土文物和传世艺术品的图片引人入胜。详细征引历史文献可引导读者作深入研究。
（3）辛元欧著：《上海沙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沙船是中国三大船型之一，对上海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市徽即以沙船的形象为主体。该书征引大量历史文献，也发表很多彩图。关于沙船的结构、外形图等图片反而很少似为缺憾。
（4）席龙飞、杨熹、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主编是卢嘉锡院士，全书共三十卷。编写这套丛书既是向李约瑟学习，又要赶超李约瑟。交通卷含造船技术史，水运技术史和陆路交通史。造船技术史约51万字，在古船考古发掘的研究上有一定优势，在古文献的把握上当不及李约瑟。
（5）杨槱著：《帆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本书图文并茂。第二章篇幅较多，论述古代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帆船，其中也包括中、日、韩三国的帆船。其余各章也都是论述西方各国的帆船。本书名之为《世界帆船史》也似无不妥。
（6）尤飞君主编：《中国古船图鉴》，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作者是热爱古船的企业家。他组织老造船工匠十年间制作古船模型百余艘，在国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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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物馆独家展出。本书展示了一系列经微观复原研究的古船模型图片。有些长达5米的船舶模型是为博物馆专门研究、设计和制作的。不仅形象惟妙惟肖，从中还能了解到许多中国传统造船技术的细节。
（7）席龙飞、宋颖撰著：《船文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船文化》是国家交通部交通文化建设系列丛书之一，是科学性、知识性相结合的通俗读物。全书彩印，有各种船型的照片400多幅，很形象的反映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最主要的造船技术成就和文化传承。
2006年春，船史研究会换届，由上海交通大学陈刚副校长出任会长，柳存根教授为秘书长。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研究工作的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的加强，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和著作问世。
限于笔者的学识和阅历，缺失或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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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南京博物院：“如皋发现的唐代木船” 1974年第5期，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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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1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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