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用一个纯粹统计上的概念——平均向量，对众多公司的数个特性都一一进行度量。一个“代表性厂商”不是任何某一个公司的特点，而是一组统计数据对众多公司复杂“模态”特性的概括。当然，这是一个对马歇尔“代表性厂商”的预期运用。（译者注：代表性厂
商 “representative firm” 是新古典比较重要的概念，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就是以代表性厂商作为主体进行分析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跟进一下）
其五，这种极限情况（没有主动适应性的随机行为）给我的最后一个启示是，我们现在经常用到的如问卷形式的实证调研，其实并不能有效评价边际产出分析的正确性。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用不确定性剔除了“利润最大化”，即使价格和技术的改变并是非有意识的影响公司改变方向，边际生产力分析仍是正确的，因为（边际）生产力分析和需求分析所评价的是相对可行性的本质性要点。为了方便阐述，设想我们尝试预测实际工资率效应，会发现每个商人都说它不会调整本公司的劳动力要素。然而，尽管如此，具有较低劳动－资本比率的公司将会有相对较低的成本位置，在这个限度下，这种公司将更可能存活下来。生存竞争的力量通过淘汰更高成本的公司揭示出剩下来的是一众具有新平均劳动－资本比率的公司。这里的本质性要点在于即使个体动机和预见是十分充分，在分析中也是不必要的条件。当然，这里没有说因此它就不存在了。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仅是1）他们自身意识到了生存的条件，2）经济系统的准则，3）为经济系统的选择和采纳提交多样性排列组织的参与群组。此三个条件都需要满足。
因此，这个方式所阐述的是，只有有用的方法而非必须实用性的，才会对经济学的工具和概念产生影响。事实上，这些途径反而会使得经济学的工具和概念更加强大，因为他们并不自负的假定经济学工具和概念必须与个体的预见性和自我调整相联系——甚至依赖于个体预见性和自我调整能力。即使有用的经济学工具和概念不是为了推断每个企业的内部商业行为，但这些工具至少可以用来推断经济系统的运行情况。
V 通过模仿和试错的个体适应
让我们重新回到前面那个极端模型。设计一个极端偶然性模型是为了展示最纯粹形式下只有一个要素时的解释方法。然而这并非主张真实世界中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目的性和预见性的。为了增加现实要素，我们将拓展上面的极端模型，即个体会具有一些预见性和目的性动机的适应行为。当然，我们并不打算完全抛弃极端模型，也不会试图将它和另一个极端的完美预见性或利润最大化相融合，因为这是徒劳的【13】。
【13】这个方法显示了Lester的所争论的关于Machlup的真相,其实是可以被标准的经济边际工具所处理的。（译者注：1946年，Richard Lester调查波士顿运输业，发文称“运输老板不知边际产出为何物，无从按边际产出定工资”。这引起了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大讨论。这个注脚为了回应Lester关于运输业和边际的疑问。）
变化的和相互冲突的目标激发了经济行为，但我们在这里将把注意力导向仅有的一个特殊目标——在充分条件下可实现的净利润。这并非是一种利润最大化的含义，而且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虽然后者——即利润最大化——在定义上是一个更终极的目标，但只有前者才是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为了论证这点，我们可以知道在完美竞争中这两个目标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通过一个不合理的假设隐藏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追求利润而非某些假定中难以定义的完美情形才是更确切的目标，而对有成就之人的奖励就是得以幸存。不幸的是，甚至这一近似目标（实现净利润）也是过高的。赋予个体完全预见性以指示出利润性行为的东西，既不是对于过去的完美认知，也不是对当今社会工艺水平的完全认知。就算这一受到的约束更多的目标（实现净利润）也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无处不在
的不确定性影响也妨碍了获取净利润的查探行动。现在，这一行为方式的结果是替代了最优均衡条件，成为了指导行动的规则。因此，在下面的部分将重点强调两种形式的适应性行为意识。
第一，无论观察哪里的成功企业，所观察到的成功事迹都会有共同之处，即这些可观察的成功将会伴随更多成功，并且被其他人复制用以追求功利。“一旦功成名就，则事事容易成功”。于是，这促使“马马虎虎”的模仿性行为规则也被计算在内。除了似乎仅仅习惯所谓的“传统事物”，不理性行为规则的结果将被编纂为可观察之成功的模仿行为，比如，传统上的加价与价格跟随，传统的会计和营运指标，所谓“适当”的广告政策等等。还比如某一类传统的就业行为模式与就业分析假说总是相一致的，即使某一特定惯例下的推理和证明并非如此。
在过去的成功事迹中，很多因素激发了这种可观察的模仿模式。其中有：1）缺乏一个可识别的决策标准，2）（环境的）多样性，3）那些需要留意和选择的多样性因素，4）附着于这些因素和结果上的不确定性， 5）那些具有决定性的相对于其竞争者的占优意识，以及6）“试错过程会收敛于一个最优位置”这一论断的非有效性。
另外，模仿弱化了真正决策和创新意识的必要性，即，倘若有些决策和创新是失误的，则对其的模仿性行为就会变得“无药可救”了。遗憾的是，当条件改变时，成败常常反映的是偏离（一般性）规则的意愿。其关键在于，并不仅仅是模仿性行为，包括那些是自主意愿的（行为）（译者注：即，那些自我决策和创新意识的行为）也会在“正确”的时间和环境下抛弃一般性规则。那些各不相同但又同样成功的人“成为了”创新者，而那些失败了的人“成为”了违背试错规则的鲁莽牺牲者。虽然某方可能拒绝这种绝对适宜的（一般性）规则，然而他无法（在现实中）存在创造惯例和规则（基于可观察的成功）的强烈愿望，以及利用这些惯例和规则去行动的自主意愿——这也包括合乎经济原则的不行动。另一个未经实验的行动主体甚至可能已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里的含义是，对于失败的参与者来说（遵从而不是偏离一般性规则）是如此的糟糕，而且甚至对那些错过了“完美成功”的参与者也是如此（译者注：即那些成功实现了净利润了，但是没有最大化其利润的人）。 甚至，创新也是来源于模仿。无论是那些确定无疑的有意识创新，还是有瑕疵的尝试模仿他人的无意识创新，这些创新都具有同样的特性，即这些创新中那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是意料之外的或未刻意追求的收获，这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那些创新性）成功应该归功于模仿。反过来，其他人将努力去复制这些创新中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上述的模仿－创新（译者注：意外性的创新）过程将会继续下去。所以这里的创新（频率）是有一定保障的，而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方面是，这（译者注：模仿性意外创新）很可能演变成无意间的先锋力量和领导力。
除了模仿以外，第二类有意识的适应性行为是“试错法”。这已经被利用于“利润最大化”（分析），其中，通过试验和随之而来的或成或败，更多适宜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被（环境）挑选，并推测出收敛形成的“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界限。不幸的是, 即使人们承认了某个均衡情况可以作为容许限度，试错过程中的收敛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一个试验必须可被归类为或成或败。这个试错可达到的地步必须具有和其他潜在行动结果的可比性。在一个静态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相对于以前改善了他现在的地位，那么他新选择的行动就是比以前的行动更好的，并且可能此人还可以继续通过小幅度的增长去改进一个局部优化。一个恰当的比喻是：一只近视的蚂蚱在一大堆石头上可以缓慢爬行至某块特定石头的顶部。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这个蚂蚱也可以爬到整个石堆的顶部，因为它可能不得不沿着石头向下爬或者跳到新的石头上。继而，对于通过试错法进行收敛的第二个条件是，在（优化）期
间没有任何下降的情况，并且一直向着优中之优持续增长。经济生活中的决策和行动是否被证实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就现有证据看来，没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证据是压倒性的。 上面的收敛条件并没有提供一个变化的环境，因为这里并没有一个不同行为结果间的可观察对比。环境的转变破坏了结果情形的可比性。因此，除了可容忍－不可容忍这一（极端）层面（译者注：全有或全无这个层面），其他任何层面上对行动优良度的衡量已经丧失了，并且个体通过试错程序向最优活动收敛的可能性也消失了。试错结果变成了不是生存就是死亡。所以，并不能将“最大化”或“最优位置”作为个体收敛方法作的基准。探索成功是通过经济系统的一个广撒网的过程实现的，而不是个体通过收敛搜寻的。
总之，不确定性为模仿可观察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思考视角。同理，这解释了幸存者中那些可观察的一致性其实源于演化、接纳和竞争性系统所采用的生存准则，即它（经济系统）可以独立于个体动机进行运作。适应性行为通过模仿性或者冒险性的创新扩展了这个模型。有瑕疵的模仿者为创新提供了机会，而经济系统的生存准则决定了哪个模仿者应该成功——可能恰好是因为模仿的有瑕疵。无所谓讨论终极的动机是什么，有意识的刻意行动当然也提供了创新，强烈的成功欲正如对灾祸的避之不及一样，人们激烈的行为总是由此而生。
所有上述的论证解释了个体经济参与者所承担的其实是模仿性、冒险性、创新性、和试错性的适应性行为。即使在极为不同的分析框架下——某种接近于类似生物进化的理论，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工具和概念仍然是有用的。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在经济上所对应的则是模仿、创新和净利润。
VI 结论和概述
我将用一个简短的综述来总结一些含义和推测。
就成功或者可行性的相对概率来说，如果那些可观察的行为和组织模式是可以被尝试的，那么他们也是可以被预测的。可观察的一类广泛行为根据的是“可行性概率”以及“不同类型行为被提交给经济系统用于测试和选择的可能性”（译者注：这句有点绕，我理解的意思是，可行性概率即行为本身的原本的生存能力，不同类型行为被提交给经济系同用于测试和选择的可能性即经济系统的采纳准则，若有错误，欢迎指正。）。一个是某类组织出现的概率（突变）；另一个是某类组织一旦出现后，它生存的可行性概率（自然选择）。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两个概率是内在相互联系的。但是否就可以设想某个体具有高概率的生存能力也同时意味着它采取的行动的（生存）概率也是高的？同时这是否也将意味着在一个系统分析中包括了一些“完美内在导向（译者注：指的是完美的自我主见下的行为）的主张”？如果这些两两概率事件不是高度相关的，那么经济学家能够进行哪类行动的预测呢？这篇文章给出了答案。
经济学家确实可以通过假设特定成本和收入条件来定义一个利润最大化行为，然而，经济学家又如何确保这些派生条件不是过于完美和绝对的呢？如果利润最大化（确定性）并不（让经济学家）确信有关变化影响的预测，那么（经济学家）将会依赖于以前存在的安排和以前“最优”（确定性）情况的接近程度（来进行预测），例如更高的赋税和最低工资。真正重要的是各种实际行动的努力，因为那些“成功”是从这些实际行动中选择出来的，而不是某些包含了完美行动的集合。经济学家可能将他的运气在论证中推的太远了（译者注：指的是将好运当成常态进行研究），为了应对环境转变（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因现存事态满意度变化（所采取的）的行动将集中作为一个（个体）适应和（环境）采纳的结果，并且倘若假设预见是完美的，那么这个结果将会接近已被选择的最佳行动【14】。
【14】完美预见这一假设有一个不恰当的方面，这最终体现在套套逻辑和空洞的陈述上。人不可能知道所有事情，并且人们另外还认识到了人是在一个“给定的状态和工艺分布”中行动的。但是如果这并不完全等价，那么这是一种危险的相似，即要么只在结果可以精准预见时再采取行动，要么信息永远被限制。限定条件已经被植入，因为人们可能满足于“恒久不变的状态和工艺分布”，此时人们会将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当成一种必要条件。但是，即使后者并非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也必然针会对提高工艺水平或冒险进入未知领域。当可能允许人们以规定的“工艺知识的分布”开始时，保持它的恒定显得太束缚了，因为一大类重要而频繁的行动必然包含知识分布和状态的变化。此处建议的修正纳入了对于更多知识的搜索，并作为一个本质性基础。
概括的说，我所维护和主张的是，经济学通过在确定性的公司分析中发展和使用现有分析工具，是可以预知更多（经济系统）的接纳性和可行的那类经济间关系，即使个体自身并不能搞清楚这些关系，这些关系也终将被环境转变所诱发。这意味着，虽然个体参与者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成本和收入情况，经济学家仍然可以预测更高工资率、税收、政府政策等等经济行为的结果——正如生物学预测了现存有机体存活种类在环境改变上的影响，经济学家也可以做类似的预测。经济学家不需要假设每个参与者意识到了他自身的成本或者需求情况，也不需要假设个体参与者是否真的根据这些情况进行行动的了。这些概念对于经济学有用，但是对那些可能另有分析方法或者习惯策略的个体参与者来说并非是必要。这（译者注：指的是所以这些个体参与者的方法或习惯策略）虽然可以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但这仅是作为一种资料(参考)而不是作为(可用于)分析的方法。
理性假设下的个体利润最大化有一个可替代选项，这个选项在涉及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已经展示介绍过了。未免这个单独的论证被误解，让我们更清晰的阐述一下，这篇文章并非论证目的性的寻求行为是脱离实际的，也并非赞成经济单位的行动不能用边际分析进行表述或者类似的论点。恰恰相反，本文的论点在于，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下，目的性行为的确切作用和本质并不能被清晰的理解和分析。
如果没有探索性的行为（试错法），那么很容易从完全的不确定性和无动机开始，随后构建一个分析模型并在过程中增加预见性和动机性元素。而相反的途径则是从确定性和独特动机开始，一旦人们认识到了不确定性和混合动机【15】，那么就必须放弃其原先的基本原则了。这里所说的途径是在不牺牲一般性原则的情况下，在认知上更谦虚和更真实。这里并不将不确定性看做一个有偏差的外部性困扰，也不同于常规下另一个极端的精准预见方式。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是（本文）所展现的分析类型的基础，偶然性决策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也依赖于这种类型的分析，此分析还允许多变的、冲突的目标，并且此类分析还激发了适应性的、模仿性的行为，甚至还使这类行为合理化。尽管如此，此类型分析并没有破坏预测、解释、以及推断的基本原理。本文的分析类型并没有基于它对于个体最优行动的完全描述，但是它能够将这种活动纳入正当的理由。这一方法的正式化期待经济学和随机过程论能够密切结合——两个领域的思想极适合融合。可推测的是，本文所建议的修正对于广泛类别的事件来说都是适当的，并且值得在实证检验中为之努力【16】。 【15】如果一个人愿意，他可能认为本文的建议包含了之所以模型是基于确定性可以预测结果的原因，虽然个体实际上并不能试图最大化利润。但是这里的危险之处已经在文中指出了。
【16】在这个方向上的初步研究已经非常有说服力了，另外，所建议的方法似乎包含了相对于一般经济政策的重要含义；但是这些更深入讨论将留给以后的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