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宗教力量坚定意志，排除心中畏惧惶恐给自已勇气与自信，将理想锲而不舍地投注到现实人生。
第三，孔子大哉言死，“未知生焉知死”“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八休焉，”以敬畏的心态对待鬼神死亡，使人们对死亡产生疏远感，根本不同于庄子的“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消极避世的死亡乐感，使人们将最大精力投诸人生非死亡，积极直面此岸而非彼岸，在有生之年追求建树不辞辛劳知其不可为而为。这一点人所共知，本文不赘述。
第四，孔子代表了新兴的士阶层，提倡个人德性修养积极入世，提倡个体的人从宗法血缘和天命神意中游离出来发挥人意志的能动作用，标榜仁礼学说，提倡为道义而死的不朽，实现以有涯随无涯以有限生命追求永恒的超越。《礼记。儒行》云“今人与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这不仅在当时兴起了重义轻死追求人格完美的道德风尚，更是后代效法的典范，起到了巨大的社全净化作用。
孔子死亡哲学局限在于两方面：
第一，孔子大哉言死，并没有确切阐述死是什么，亦即孔子过度渲染死亡的社会意义却忽略了其自然性。我们已然讨论过这是农业隐定性的产物，梁漱溟等大批学者指出儒学的重人伦是致使中国宗教气息淡薄的最重要原因所在，但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无疑把人伦摆在了首位，一切知识是它的婢女，长期以亲自然科学地位极低。而科学与宗教却有相通之处，因为两者探究的对向均是自然界，它们自然而然夹杂在一起。“他们只不过遵依孔子及古代儒家的意旨忽略自然的观察，不从事自然的研究，集中精力去研究人的社会，不分心于其他。”故这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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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与近代自然科学失之交臂的结症。
第二，孔子提倡死亡道义，无疑起到了社会净化作用，而士人往往追求仁义忠孝不惜的性命为代价，虽然在封建时代无可厚非，但从人的欲求的角度上讲，个人的情感意志很大意义上湮没在仁义忠孝的群体的社会伦理中，不仅得不到满足而且生命被无辜扼杀。太子申生的自缢，曾子易箦反席未安而没，屡见不鲜的委质而死，其初衷以历史主义角度可以理解，但或多或少带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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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常名教盲从的狭隘色彩。
六，余论
在孔子的死亡哲学中，死亡的必然与人对此的抗拒构成了完美的辨证。但孔子却因之陷入强烈的意识矛盾中：
一方面孔子相信上天善恶有报，唯德是辅。《论语.述而》：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声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朱熹注“素行固已合于神明” <<论衡。感虚云>>：“圣人修身正行，素祷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无罪，故曰祷久矣。……此言圣人与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须祷以得福是不同也。”
又汉刘向《谏营昌陵疏》云：
“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荫何以劝勉？?”61
孔子相信上天庇佑有德之人，德的精神实在可以感动上天，使有德者在生死关头改变命运，降福延寿；无德者必受天谴。人们遂以德戒慎劝勉以求降福避祸，德成为人人恪守的规矩。
但一方面，事实往往与之相悖，德的精神实在并没有感动上天，颜回可谓有德并没有因此而降福延寿反而寿夭，孔子对唯德是辅的理念表示怀疑，《论语.先进》云： 59
详见李约瑟博士《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二章《儒家与儒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何兆武先生《西方哲学精神。本土与域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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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赵敏俐《先秦君子风范》第二章《立身行事中的道德楷模》，东方出版社，1999。 姚鼐《古文辞类纂》P70，上海会文堂书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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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明死矣，今也则无。”
诚然孔子没有正面指斥上天，但“不幸”二字流露出莫大的惋惜同时，孔子表现出对善恶必报的质疑。颜渊的德行有目共睹，为什么英年早逝呢？上天有眼无珠，颜渊的死难道不是对夫子生命的戕害？
王充《论衡.问孔》亦早有这个疑问：
“孔子称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若此者，人之生死有长短，不在操行善恶也。成事：颜渊蚤死，孔子谓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未必有邪行也。”
其实我们应当从西周以还的时代来看，这个矛盾也是时代使然：天人相应以德配天是西周以还的思潮，这是人们的理想层面；而天道无常善者寿夭恶人寿终，是人们的现实层面。正如常森博士在其文《孔子天命意识综论》中所言，就其依德行善恶施与转移言天命并非永恒；但就其必依德行善恶而去就言天行可谓有常。而这现代人很容易理解，但当时人的思想停留在理想现实两个不同层面上，本身就颇矛盾，故孔子处于矛盾中不足为奇62。
综上，我们从几个方面入手管窥了孔子的死亡哲学。孔子虽言\未知生,焉知死\但并不避讳死，而是以大哉言死为初衷，眷顾于死亡文化的广博内涵与深刻的社会影响。他的思想为后学所绍，成为左右中国士人意志行为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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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为天下裂” 的轴心时代儒者对于人生终极关怀有怎样的反思，从而对那个时代士阶层精英知识分子的心理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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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先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二章<<儒家与儒学>>,陈立夫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62
太史公司马迁在这一点上与孔子一样，有着强烈的矛盾。一方面司马迁认为善恶有报，坚持天命对道德有所眷顾“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史记乐书》）；“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史记天官书》）；一方面又对天道靡常，德者寿夭强烈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太史公自况以时之孔子，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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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见《庄子。天下》，这是葛兆光先生对轴心时代特征的概括，见葛先生《中国思想史》第一卷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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