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1）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应星是绝对的体制中人。作为学者，他跻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的官家学术机构，有宽敞的办公室和稳定的学术研究经费；作为官员，他挂职副县长。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副县长无疑是身份显赫，万人仰慕的人物。生活的意义就在这里，我在应星的书里读到了大量关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高层统治者与基层公务人员之间的较量，有幸的是，应星的著作也成为较量中的一方，参与到了这个有趣的游戏之中。
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结构另类，叙述和阐释呈现双线条复调形态，故事叙述简约、朴素，注释则学理化，略显深奥。面世以来，各方群体对这本书并不看好。
首先不看好的当然是主流渠道。可能是“大河”、“移民”、“上访”这几个关键词太扎眼，印数仅仅7000本的一本学术型著作，发行后不到半年，市面上就买不到了。看来，应星可能犯了忌。一位名叫尹钛的读书人说出了应星问题之所在：
“应星的书，恰好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出版，在国家脸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锐的刻痕。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出于为国分忧的好意，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①
学术界对《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学术深度表示怀疑。有学者表示，应星写得相当有趣，叙述技巧有巴赫金式的“复调”叙事音乐的味道。但相对其精彩的叙事，此书的理论贡献略显单薄。注释式的理论探讨有助于行文，而且基本上他的每个讨论都很有见地。不过由于什么都想回应，导致有些琐碎，最后失去了焦点。简言之，理论的抽象还不够。
在调查的形态上，应星的准田野式调查也成为别人商榷的话题之一。在社会学界，一部分人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不足是在没有形成一个框架的前提下，就开始在相当宽泛的视野内收集资料，或多或少呈现出某种学术盲目；但另一种观点也理所当然，即认为带着学术框架进入田野，势必妨碍对调查对象的全面理解。学者们认为，应星以社会科学院学者和挂职副县长的身份推动大河移民上访课题的调查研究，可能在两个倾向上都存在疑点。
最后一个不买账的群体，是被应星称为精英的上访移民们，代表人物是许老师。对此，应星在书里已经交代清楚了：
“我在山阳乡蹲点调查的时候，许老师不仅接受了我们多次正式、非正式的访谈，而且还由他一手给我们安排了对电站其他移民精英的访谈。许老师之所以如此热心，是因为他深信我所说的自己研究电站移民史是为了对三峡移民有所借鉴，??认为他与我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要与移民经费上的贪污行为作坚决的斗争”。②
应星的担忧在这里凸现：“我的故事最后写成这样，我想，如果许老师看到的话，很可能会勃然大怒，并指责我欺骗了他。”③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
沿着上述三个向度观察，我们看到，应星在政府管制的层面，可能遇到了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老生常谈的学术自由问题，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问题；在学术层面，则遇到了叙述技巧和理论抽象的方法论选择问题；而在如何关照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方面，应星遇到的恐怕是千篇一律的道德问题、伦理问题。
作为一个读者，我相信最令应星焦虑的，应该是最后一点。应星写到：
“我不仅是来作移民上访研究的，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还要分析移民代表对普通移民的控制技术，分析上访者与摆平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 ①
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应星的学术使命感，也清晰呈现了一名独立学者应有的立场和方法。《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学术价值在这个角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不仅在意识形态倾向上保持独立，也不仅在学术方法论上保持独立，在更加泛道德化的民众层面，同样保持一名优秀学者的警醒。正是拥有这样与众不同的特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才在当代社会学领域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价值。
2 从应星的阅读视野进入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可能更全面一些。
应星曾经给他的学生们列出了一份暑假读书清单，一共5本：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③、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
度》⑤、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⑥。这5本在应星看来属于“让读者容易进入，难以转身走开”⑦ 的著作，很有可能对应星写作《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我相信《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独立自由立场来自于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在应星看来，他借助丹比的眼睛，感受到了西方大学所开展的经典教育即“自由教育”（又称“博雅教育”）的无尽魅力。而通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应星意识到民主化既是一种正当的和必然的潮流，却又是并不崇高而伟大的趋势；它既是一种政体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应星自问，“在民主的正当性与危险性之间，在民主的制度与民情之间有着怎样的张力呢”①？看来，正是这种学术上的警惕性，《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才有力量跳出各种利益群体之外，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思考精神。
转《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读后感(2010-06-02 22:53:48)
【摘要】移民，大部分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只知道无法生活了，尤其是政府行为造成的要找政府。但是如何找，采取什么行动、什么策略，却不会把握，也容易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合理的要求不但达不到反而还要坐牢。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成事的（也许这个比喻放在这里不太合适），就是这个原因。中国革命中，尽管农民们有许多必须革命的理由，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知识分子的领导，难以取得胜利。所以说山阳乡移民上访，如果没有许绍荣、王学平、伍启贤等精英分子的领导，同样不会有什么结果。然而，这些移民精英一旦投入其中，随时都有被当作带头闹事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抓起来的可能。 【Abstract】 【关键词】《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读后感 【内容】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通过某省某地区大河电站的建设，由此引发的移民补偿及其上访，以及各级政府如何对待上访摆平上访过程，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揭示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机制。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缩影，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上演的一部人生的活剧，它的真实性、生动性，绝不逊色于一部小说、戏剧。我更看到了我孜孜以求的哲学问题：人们行为的动机——自我利益——由各自性格、知识所决定的各自的追求利益的手段——由此团结或斗争，分分合合，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一. 移民上访的必要性 1. 上访的理由 在中国社会，人民尤其是农民是被剥夺的对象，像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政策措施，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极为低下、贫困。就这样，政府因“国家需要”（有时确实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有时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升迁而搞的盲目的政绩工程），随时随意就可以把农民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赶走。在对农民补偿时，是尽量苛刻，能少则少，而且还层层盘剥，真正到农民手里时已所剩无几。大河电站就是典型的一例。首先是大河电站的上马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的论证，而是一些官僚从仓库中偶然发现有一台进口多年未用的发电机，为把它利用起来才想起建一个电站；电站选址在平县山阳乡，也没有经过科学的测算需要投多少资金，而是干着说着；地区是把它当成“钓鱼工程”，逐步向省里要钱。所以一开始就决定其经费严重不足。经费不足亏谁？还是亏农民，该给移民的补偿不补或少补。其次，地区的补助本来就少，又被区乡政府挪用于建电石厂，最后到农民手里的钱寥寥无几，而且补偿小组的组长还左折右扣。所以，移民怎么能不上访？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再老实再好欺负的农民，你把他们逼得无法生存了，难道他们连上访的权利也没有吗？ 2. 移民与精英的关系 移民，大部分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只知道无法生活了，尤其是政府行为造成的要找政府。但是如何找，采取什么行动、什么策略，却不会把握，也容易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合理的要求不但达不到反而还要坐牢。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成事的（也许这个比喻放在这里不太合适），就是这个原因。中国革命中，尽管农民们有许多必须革命的理由，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知识分子的领导，难以取得胜利。所以说山阳乡移民上访，如果没有许绍荣、王学平、伍启贤等精英分子的领导，同样不会有什么结果。然而，这些移民精英一旦投入其中，随时都有被当作带头闹事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抓起来的可能。所以上诉精英们在上诉过程中偏离上诉目标，把有可能对自己进行报复的区乡政府官员以贪污的名义告倒作为目标，有其合理的因素。否则，真如县委工作组一成员告诫许绍荣的：你这样领头闹，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上诉胜利的结果，上诉精英们能比他人多得一份吗？或者为乡民争得了好处，自己去坐牢，合算吗？所以尽管一般移民们对精英们有些做法不满，如阻挠电石厂恢复生产，终致该厂报废。但没有精英们的领导，政府不会多赔移民们一分钱。其他地方的移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是缺少真正精英的领导和精英们领导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如驯鹿乡和白龙县的开溪乡。当然，大部分移民由于知识水平限制，目光短浅，看不到这一点。 二. 政府的逻辑 1. 官本位，视民为无物 我们有
些地方政府，虽然自称是人民的政府，官员们尽管口头上讲人民如何伟大，甚至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但在实际工作中，根本不把人民当回事，视人民为群羊，任意驱虏，任意愚弄，任意盘剥。然而，人民还不能稍有反抗，否则就会被视为“闹事”“动乱”进行镇压，就会追究所谓“幕后操作者”“领头闹事者”的刑事责任，以此杀鸡儆猴，震慑其他人，不得与政府领导作对。在大河移民上访事件中，正是区乡领导为了增加一个手中可掌握的资源——修建电石厂，而把地区补给移民的一点可怜的赔偿款挪用，才导致了移民的上访；移民上访后，区乡领导又借其他理由整上访的领导者，才导致了上访精英们破釜沉舟式的上访运动。区乡领导之所以敢挪用移民补偿资金，就在于未把小民放在眼里；之所以整上访的领导者，就是想吓退其他的上访人，这是其行为的基本逻辑。 2. “官官相护”的自然性 尽管人们包括一些领导者对“官官相护”问题深为痛恨，大加鞭挞，但其并未绝迹，而且愈演愈烈。“官官相护”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现象，说其是自然现象，就是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必然的因素。因为官员们作为一个阶层（不管是自认为“当官高人一等”的剥削阶级社会，还是我们现在自称“当官是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形成其共同的特殊的不同于人民大众的利益。利益一致自然就有相互需要、相互保护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还形成了许多盘根错节的复杂的亲疏关系，如老上级、老乡、老同学、师生等。关系好，感情近，甚至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自然要“相护”，除非政治对立，你死我活。就大河上访事件来说，区乡是政府的基层，其工作的艰苦程度、困难程度自然要大于县、行署。所以，上级领导对待下级下属出现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不是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一般是不会处理基层负责人的。上级领导尤其害怕挫伤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这就是不管移民精英们怎样告区乡政府官员贪污挪用移民补偿资金，上级也不处理区乡领导的根本原因。 3. “打击报复”与“秋后算账” “打击报复”是权力机构的特有的功能。没有权力，怎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作为“打击报复”的一种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时迫于形势不便直接打击，就采取安抚、招安的方式，收买“闹事”的领头人物，分化瓦解“起事”的团体，如《水浒》中朝廷对宋江等人的招安，待事情平定下来，再一个一个单独清算。大河移民上访代表，三个地方三种结局：一是白龙县开溪乡的移民上访代表潘贵玉、刘传应等，由于缺乏顽强的意志和战略眼光，过早妥协，事后被开除党籍，撤销村组干部职务，二人外逃八年。二是平县驯鹿乡的上访代表涂少训、康天直，也是因为软弱妥协，事后被免去村干部职务；乡公干谢明全以复职受招安，待风头平息，乡里对其秋后算账再次停职。三是平县山阳乡上5组上访代表许绍荣、王学平等人，由于讲究策略、方式，终得“全身而退”；白杨16组谭时道、李必、张明等人，不讲策略，莽撞行事，而被判刑或拘留。地委行署原定的每年给移民的口粮补助的承诺也未能兑现。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所谓的人民的政府，并未代表人民的利益。从县、乡公安部门动不动就想以“农民造反”“抓坏人”为由，抓上访代表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大相径庭的，也可以看出人民的权利在政府的权力面前是何等的微弱。 三. 利益制约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1. 利益决定行为——社会是个大舞台 社会是个大舞台，大河移民上访就是一出戏。在这出戏里，角色不可谓不丰富，情节不可谓不曲折，故事不可谓不复杂。在这出戏里，有教师出身处心积虑、处事老练的移民上访的总军师许绍荣，有办事干练、不屈不挠带民上访的王学平，有处事莽撞、敢于冲锋陷阵的伍启贤，有讲求实际、中途退出、甘当“叛徒”的梁永功、梁永德兄弟，有行事鲁莽、不讲策略的被判刑的李必、谭时道、谭时权等人，有众多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善于打哄哄、易被控制的众村民，还有疯疯癫癫的姚锡田，有出身不好、受屈上访的周长发。政府方面有与上访移民直接对立，但有时又与村民勾结给上级领导制造麻烦的区乡政府领导，如蒲少松等人，有包庇区乡挪用移民资金，动不动就想抓人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当然县府里面也有多次当工作组长协调未果，后来被当成移民问题专家的副县长王金堂，还有既袒护支持县乡领导，又不愿扩大事态随意抓人的地区领导。政府方面也有同情移民的朱运敦工程师、冯明月工程师，有为经费犯难、在位守成的电站领导刘行健，有聪明刁钻、愚弄乡民，但为政府节约资金的电站赔偿组负责人江祥应，等等，行色各异，风云际会，围绕移民补偿资金为题，共同演绎了一处绝妙横生的人间活剧。 在这出剧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利益的冲突和结合——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移民是为了得到补偿而上访；区乡政府是为了多掌握一点手中的资源，挪用移民补偿资金建电石厂；行署也为了向省里争取资金，多一点手中资源建电站。区乡政府为了压下去上访事件，对上访代表进行打击，杀一儆百；区乡的打击使移民代表别无选择地成了上访的铁杆派，同时也是移民代表上访目标偏离补偿要求，而把矛头对准区乡挪用补偿资金，把可能对其进行打击报复的“贪官”告倒为目标；驯鹿乡谢明全等人贪一
时小惠，上访被瓦解，后遭打击报复，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正是这点，上访代表把可能恢复生产的电石厂拖垮。地区因为电站的利润而把电站牢牢掌握在手中；区乡为了向地区多争取一点资金和分成，有时反而和村民一道给地区制造事端和压力，如掀董专员的车，围攻王专员；有时县里也和区乡一道向地区提条件，甚至对地区一些决定拖着不办，或阳奉阴违。村民们得到好处时高兴，要求上访集资和上访无结果时就有怨言，有人甚至出卖上访代表。这一切都是各自的利益在起作用，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所不同的是各人的性格、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了每个人不同的表现（表演）。 2. 要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垒中，公民是弱者。政府手中掌握着话语主导权，掌握着公检法司专政机关，想给一个公民定个什么罪，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从古至今，老百姓被政府官员判定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老百姓除了徒唤奈何，岂奈官何？而老百姓能把政府官员治罪的，几乎没有；除了揭竿而起，推翻政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许多思想家探索思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从自然状态分析政府的由来，他们提出人们正是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相互协议订立契约，设立了政府，组成了国家；但他们对政府的权力提出限制，要求政府必须在人民制定的法律权限内行使权力，不得肆意侵害人民的权利。为此洛克提出了“分权”的思想，孟德斯鸠进一步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美国的先驱们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通过《美国宪法》的制定，建立了分权制衡的制度，杰佛逊还将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10条人权法案加入了宪法。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政治理论从人本性是自私的，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坏的，都有可能以权谋私的观点出发，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以此完善政治制度。而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是立足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上，提出“仁政”，渴求“圣人之治”，希望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天下”；而人民是除了盼望出现“圣君”“清官”之外，没有什么办法。结果是两千年来，未见几个“圣君”“清官”，多的是专制专横，广大人民除了“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别无他法。再么，就是揭竿而起，为匪为盗，一样的横行不法。 新中国建立以来，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思想，把人民视为国家的主人，把政府官员定位为“人民的公仆”，要求各级政府官员（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几千年的传统的思想的影响，我们仍未能摆脱“家长制”的遗风，未能摆脱“仁政”“德政”的路子。所以，建国以后连续出现过几次大的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虽然开展这些运动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结果却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少人在当时看出它是错的，但不敢抗拒，敢于直言的彭德怀等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生活有了很大的进步：废除了终身制，实行了连任不超两届的制度；人民的言论相对也比较自由了，新闻媒体对各级政府的工作也敢于报道监督了；也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政府的侵权行为可以起诉，确实比以前有了空前的进步。但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方面还存在缺陷，公民面对政府机关对自己权利的侵害还是无能为力，民告官难度还是比较大，胜诉率比较小；而政府机关有关人员想治小民的罪，还是比较容易的，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如查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甚至给你栽个脏，你也无处申辩，如大河移民上访中，公安局长叫伍启贤去电闸房接电话，以便制造伍启贤拉电闸破坏生产，为逮捕移民精英制造理由。由此可以看出，缺乏制约的政府权力是何等危险。政府和公民这两个权利的天平严重倾斜。所以，不论是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立场出发，还是从西方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都应该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政府机关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害。目前，要完善人大和政协议政制度，使其真正发挥对政府权力机关的监督检查职能，从而消除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利。 尹钛: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这个世界每天有千百万件故事发生，每天有千百万个生命消逝，这些生命和故事，不管曾经多么生动鲜活，都会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淹没，都会被时光的长河裹胁着，奔赴那无边无际的遗忘大海，融入无穷无尽的记忆空白：一路上，也许波澜不惊，也许浪花四溅。除非，有一位水样采集师，偶尔停伫于某一处水边，俯身掬起一瓢清浊，小心地带回。于是一滴水中看世界，一刹那凝成永恒，我们通过这一点点时代残留，来回味历史长河中的大千世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就是这如恒河沙数的故事中采撷出来的一朵浪花。
上访，在中国，是见怪不怪的事，在中国这片苍老而常新的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正义被掩埋进黑暗，良知被吞噬进岩石的故事，一个水库库区几千移民掀起的风浪，向来难以打湿书斋中吟哦的学者们的精致鞋头。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因为这位学者走到了水边，甚至将他敏感的触觉，探入
了移民水深火热的境地。他没有缩手，而是细心地去观察、体会，记录。于是有了厚厚的一本书，有了一篇篇以此为话题的评头论足的文字。
据说，这本印数不过区区七千册的书，发行后不到半年，就禁掉了。当局对问题的敏感，和这位学者比起来，不遑多让。那么，这本以「讲故事」而见长的书，究竟犯了甚么忌讳？为甚么在学界一片叫好之声中，当局却欲三缄其口？ 一 引言：移民的疼和国家的伤
「移民」，是一个很暧昧的词。它过于苍白，无法勾画出那些流动的人民在迁徙中经历的苦难，它过于轻巧，无法承载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民所承受的痛苦。犹太人发明了Diaspora（大流散）这样的词来揭示他们失国之后被迫流亡千年的民族痛史，而中国人则发明了「洪洞县里、大槐树下」这样深具诗意的词，来纪念他们被驱赶迁移的家族史。似乎中国人有意过滤掉了那一份沉重和苦难。这种过滤，是无奈，还是乐观？「走西口」和「闯关东」的汉子默默无闻如涓涓细流注入到荒芜的土地，但这默默迁移背后的「自由」掩盖不住「湖广填四川」这样强横的国家暴力所揭示出来的农民处境──一个「填」字，生动地表明，在中国，农民被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随意搬弄的命运。就像一只只零散的马铃薯，他们被任意地塞到各种「国家利益」织就的袋子里，一捆，一甩，然后撒播四方。其后，他们的命运，如同四散飘荡的蒲公英，「只有风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并没有改变农民们千年一贯的命运。当工业化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城市的工厂急需各种廉价的工人时，他们象被海绵吸纳的水分子一样吸进城市，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出台的时候，他们又如同蟑螂、臭虫一样被驱赶回乡村。甚至，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城市的人口还被大量「压缩」到乡村，和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饥民一起争食一点可怜的口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轰轰烈烈，他们高举着「改造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高尚旗帜，但旗帜的背面却写着一条冷酷的用意：减轻城市人口就业压力，消化城市适龄就业青年。
灯火通明的城市，是一只只肥胖的白蚕，山清水秀的乡村，如同一片片桑叶。通过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的吸管的吞噬，桑叶一点点干枯，一片片坏死。打开中国的地图，上面星星点点标示着大大小小天蓝色的湖泊、水库，如蓝宝石般熠熠生辉，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也是国家「脸面」上的光彩。但有谁去追问：这些油亮的光彩后面，掩盖的是甚么样的汗和泪？
还是在三年前，看到新华社记者吴象的一本探求中国农村改革的书，《中国农村改革实录》1，里面记载着大别山区一个水库库区「移民」的悲惨经历。一位衣不蔽体的七十多岁的老妇，用最原始的器具在捣着一把玉米，而这几颗玉米是她一年的全部收成。她的玉米种在贫瘠的山上的石头缝里，那是她的土地被水库淹没之后她能找到的唯一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水库在那里平静地躺了几十年了，像她这样失去土地的「移民」，就在这山野之间做了几十年的「遗民」──被遗忘的人民。 很难想象她在这石头铺就的土地上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看过了这个故事，再看《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一点都不惊讶，甚至也远离了愤怒。毕竟，「天府之国」的农民还有几分土地。
水库移民的痛史，在记载共和国建设成就的年鉴和政府报告之中，是被过滤掉的，是不被书写的。这些故事不被书写的原因，极为简单：为了保存国家的「脸面」。
应星的书花了大量的篇幅，用学理化的语言，分析移民上访的要求被政府的官僚机构一次次扭曲、一次次阻碍的情况，这扭曲和阻挡中有一种顽固的逻辑在起作用，就是对于政府来说，甚么样的问题是重要问题，甚么样的问题可以不予理睬、不予解决，甚至都不用提上议事日程。随着故事的讲述，我们会看到，这个逻辑中最核心的词语，其实就是「脸面」，在书中，应星表示为「国家的光辉」。如果一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政府（或某一级官员）的「脸面」，它就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这个脸面，是一个威权主义政体自身不得不化上的妆扮，是这个政府「自信心」和「合法性」赖以建立的支柱。
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的编写和宣传，党和政府为自身定做了一套标准的光辉形象，比如说「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代表」、「历史进步的代言人」、「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政权」等等。这一套光辉形象是通过一层层油彩来体现的。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为民当家作主的，所以需要有一整套的严密的信访机构来接待「人民」，虽然已经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代表各族人民，虽然党和政府也知道信访制度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政府坚决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抗议，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抗议者和不满者就被驱赶出「人民」的行列，以保全「全国人民拥护」这块招牌2。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中，「公开表示」是国家容忍的底线，越过这个底线，政府的合法性就产生了危机，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