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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式，每三句为一小节，节与节之间全用顶针。用“劫义公”、“两走马”、“心中恻”三个词组联系四个小节，一气呵成，连绵不断，又显得跌宕有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
这首诗的前八句用顶针，每两句一顶，用“远道”、“梦见、”“他乡”三个词语联系八个句子，由起兴到梦幻，如行云流水，格调清新而深沉。顺便提及，诗的后十二句也很有特色。枯桑兀立，却能够感受天风的刺激；海水动荡，却能感受天气的寒冷；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苦自知的感受，生动而耐人寻味。“入门”二句用他人的家庭情趣来反衬自己的孤独，自然而别开生面。后八句叙述鱼腹传书的情节，颇具传奇色彩，与前八句的梦幻描写相照应，显出凄清浪漫的情调。
铺排、夸饰和烘托 铺排、夸饰和烘托是汉乐府民歌常用的表现手法，在《陌上桑》里有集中的体现。《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三》，题为《艳歌罗敷行》。徐陵将它辑入《玉台新咏》，亦题为《艳歌罗敷行》。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曲》，题为《陌上桑》。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以上第三解，写罗敷盛夸夫婿以拒太守。
《陌上桑》是一首民间故事诗，叙述采桑女秦罗夫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作品采用铺排、夸饰和烘托的表现手法，利用喜剧性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个美丽、坚贞、聪明、机智的采桑女形象，歌颂了劳动妇女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同时揭露了五马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官僚权贵的荒淫无耻。晋人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这个创作背景传说未必可靠，但它与《陌上桑》先后在民间广泛流传，说明豪门权贵掠人妻女，当时已是严重而普遍的社会问题。辛延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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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林郎》与此相似，揭露一个“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的霍家奴，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是借以讽刺权贵窦景及其豪奴，可见罗敷的遭遇在当时决非偶然。[5] 《陌上桑》的语言特色是广用铺排夸饰，除第二解以对话推进情节之外，首尾两解全用铺陈排比构成。一解写罗敷之美包括两段铺排：先写罗敷的器具、发型、耳饰、衣着之美好，后写众人旁观神态之专注；二解写罗敷夸夫则包括三段铺排：一夸气派，二夸官职，三夸仪表风度。铺陈排比中还有不少偶句，排句与偶句套用，相同的句式和节奏，形成强烈的气势，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五）五言诗发展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
[5]靳娟.论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及文化价值[J].兰台世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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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乐府民歌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一）汉乐府民歌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感于衰乐缘事而发，继承了周代民歌的优良传统， 广泛而深刻地反映
了两汉的社会现实。乐府歌辞很少表现个人感情。到建安时期，从曹操起，诗人的个性开始在作品中流露，从曹植起，文人的人格的透漏，纯粹的文人诗人出现了，《赠白马王彪》有建安史诗之誉，一方面，是它是高雅的艺术，足以代表曹植诗歌的特色，另一方面，直抒胸臆，揭露深刻，充分表现了文人诗人的气质。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用旧乐府题目，以对话的形式,表达了修筑长城的痛苦劳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悲伤，用历史题材描写动荡社会，反映了汉末的生活现实，全诗读起来令人十分苦痛，句式参差不齐，多用七言，调子高亢，刘祯的诗，朴质沉顿，感慨至深，一不雕琢字法，既能体现“建安风骨，义不失乐。
（二）汉乐府民歌对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歌辞是继《诗经》、汉乐府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它在乐府文学史乃至
古代文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几乎是妇孺皆知，如《西洲曲》、《木兰诗》等。也正是由于南北朝民歌在学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从一开始，一些论文对南北朝民歌研究很初步涉猎，到20世纪30年代我们对其进行的专门性的研究，再到50、60年代迎来了乐府诗集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期间关于南北朝乐府歌辞的研究有了横向和纵向的扩展与升华。但是正像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到的，“文学是时代的一种反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所以，研究南北朝乐府民歌同样也受到了当代的影响和束缚，实际上也就说，其中有些观点有点偏颇。如上个世纪60年代，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对南朝乐府歌辞作如下分析，他认为：“我们对南朝民歌的想法要区分开，要有批判的意识。[6]
（三）汉乐府民歌对杜甫新题乐府的影响
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及，《诗经》中很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汉乐府的不断 [6]冯晓方.乐府诗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J].中国科技信息，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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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渐渐确立，并造成了主关叙事、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征。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单单这一阶段的诗歌有主叙事和抒情的主要特征，可是到了诗歌最繁盛的唐代，大部分诗歌基本上与叙事没有关系，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仅通过意向进行抒发感情。
我们想要研究乐府这一诗歌体裁的继承与发展，就必须提到一位诗人——杜甫。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的题目，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诗方法，直接造成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杜甫的新题乐府，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之上，题材选用与叙事特点有所区分和发展。相比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录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杜甫多选用能够反应民间痛苦的社会生活的段子，通过百姓生活痛苦，高度概括且反应了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杜甫多采用第三人称为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观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与继承。乐府歌辞因为多是生活特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微有逊色；新题乐府在用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角度，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四）汉乐府民歌对白居易、元稹新乐府运动的影响
元结在主张继承风雅传统时，态度极为偏激。他认为“文章道丧盖久矣”、“风
雅不兴，几及千岁”。他的这种态度，是基于将《诗经》看作是非常完美的，这一看法而造成的。这是由于《诗经》既是儒家始祖孔子以“一言以蔽之”而肯定其“思无邪”的经典，又是由于《诗经》确实有贴近现实生活、讲究美刺比兴等一系列能为唐代诗家所用的优良社会传统。[7]这样重要的诗歌传统近几千年不再复兴了，作为关心现实、忧愁国事的现实主义诗人，元结当然会用激切的言辞为之愤然不平。为了突出《诗经》的传统，他差不多把自秦汉而至唐代的诗歌大约全盘否定。他的这种即使过于偏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作用到白居易，并为白居易所继承和发展。
元结诗论是对传统儒家诗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政教论、风雅观、文风论等许多方面，都被元、白新乐府理论继承和发展。因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后者的诸多观点，大
[7]李红浪 吴禧梅.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论汉乐府诗的思想性及其影响[J].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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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就是前者的翻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肯定地讲，元结的诗论对元白新乐府理论的形成是有开启作用的。正由于这样，元结就可以用其对新乐府运动理论上的先声夺人的贡献，奠定了他新乐府运动之先驱者的雄厚理论基础。仅这一点，元结在盛中唐之交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就令人们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