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土客籍矛盾对根据地建设的不良影响
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成为井冈山
根据地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因
除了历史的积怨相当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与当时党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大革命期间，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共党员为土籍。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土籍居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土籍子弟如宁冈的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但其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使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带上了家族色彩。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杨开明）在提交中共中央的报告是这样描述：“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的组织也是一样。”［4］（P244）1928 年 2 月，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
大约自1925 年起，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逐步崛起，各自掌握一支拥枪数十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后，
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但这个团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简而言之，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土籍人掌握
了一定政治权力，而客籍人则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权利。这便是社会上流传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来历。井冈山
根据地的建
设离不开以土籍人为主的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也离不开由部分客籍人组成的工农革命军，更离不开当地的土籍居民和客籍居民。虽然在毛泽东引兵井冈山
之前，土籍的政治力量与客家的军事
力量曾有过一段“蜜月”合作期。如，1926 年 10 月袁文才在龙超清的领导下，推翻了宁冈县旧政权。但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可避免地触动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在这些利益调整中，积淀已久的土客籍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一些共产党员，包括龙超清、刘真、袁文才、王佐在内，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不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不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经常出现争执和纠纷，给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许多危害。
1．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基础。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加上小农意识、宗族观念的影响，群众对很多革命行为不能正确理解，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土客籍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本籍人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如宁冈县农民协会捉拿八个在逃的土豪，其中有六个是土籍，两个是客籍。这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了亏，深感不满。再如，巽峰书院是土籍人最大的学校，但袁文才以该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为由而将其烧毁。［5］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其道理，但也不能否认宗
族观念在从中作祟。巽峰书院的毁烧，不仅导致了龙超清、袁文才的直接冲突，更引起了土籍人的不满。群众的这些不满和不理解，经常被土豪劣绅所利用，成为国民党围剿工农红军的一个杀手锏。毛泽东在《井冈山
的斗争》对此有比较生动的记载：“例如八月边
界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
2．影响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井冈山
斗争时期，我党先
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酃县工农兵政府、莲花县工农兵政府等红色政权。但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这些红色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1928年2 月下旬，宁冈县成立工农兵政府，两籍的人都想当首任主席，后经毛泽东推举，由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反动县长的农民文根宗担任。（文根宗，土籍，1928 年 9 月因极力宣传“不杀反水的土籍农民”，被客籍人杀害。 ）但三个月后，两籍革命派便提出要 “轮流坐庄”，5 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由在酃县打土豪时抓住过退职县长的客籍人甘金皇接任。但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委员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对此，客籍人又有意见，最后在袁文才的强势要求下，客籍人谢桂标继任主席。红色政权的政府主席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中也写到：“宁冈县委，因为土客籍
关系，天天内部在暗斗明争，县委的负责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所以扯来扯去，简直闹不清楚，本身既有问题，工作自然可想而见了。”
3．影响了土地革命的进程。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命根子。井冈山
斗争时期，土客籍居民对此十分关
注，因此，土地分配也就成为土客籍矛盾的一个焦点。《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谈到，因土客籍矛盾，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第一次以乡为单位，但因为第四区农民不满意（该区居住在山地，为客籍农民的丛聚所），客籍领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对；第二次以区为单位，但农民中（土籍最甚）有瞒田不报，无法查出，所以又没分好。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一矛盾未能分好。
井冈山
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
方主义，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加强党内培训，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在干部调配、使用和培养方面，注意一视同仁。但由于这一矛盾积重难返，在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这一矛盾终于被激化，并成为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的一个极重要原因。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的彻底解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注意土客籍之间的团结，除加强教育外，还在贯彻政策、使用干部、地方建设、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尽量平等对待，但矛盾最终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