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冬至1940年春，关中分区的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的战斗胜利，塑造了青年农民李逢春、窦世英的形象，描述了他们在毛泽东同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直接指示下，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英勇回击，既打击了抗战时期妥协投降的逆流，又保卫了人民革命的利益。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员窦世英孤胆一身，深入敌后，为了给民兵游击队筹措武器而英勇献身。民兵英雄李逢春守卫边区，矢志不渝，因战区之间消息的阻隔造成误会，而牺牲了美好的爱情。《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是作者着力全面地表现边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思想历程的一部长诗。作者通过模范退伍军人田拐子、移民劳动英雄申树青、除奸英雄靳福堂、拥军模范李杏儿、劳动英雄宋思思、拥政模范田拐子的婆姨等人的典型事例，表现了边区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斗争。诸如移民开荒，组织变工；除奸反霸，改造落后；宣传科学，揭露巫神；克服封建意识，调解婆媳矛盾；拥军拥政，团结对敌。举凡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不得到了反映。作者怀着满心的热忱，要将这“走到全中国前边”的“典型的示范”16，推荐给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在《美丽的杜甫川淌过的山川》中，作者还对边区农民组织运输合作社到三边驮盐的生活做了精彩地描绘。由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当时在反映组织起来，开展大生活运动的作品中，对农业生产的表现数量较多，而对组织运输合作社进行商业贩运，则反映较少。应该说，侯唯动的这首诗是对这种缺陷的一个适当的弥补。
叙事诗毕竟是诗，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7的。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寄托情感，表达爱憎。侯唯动的这些长篇叙事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边区人民内心世界的抒发。它要表现的是人民大众“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18。例如《红头巾》（又名《一片红布哗啦啦飘》），如果单从“事”的角度来看，那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关中群众有一项风习：妇女产后在家调养的一月，俗称“坐月子”。在这期间，产妇的门楣上要挂一片红布，以戒生疏的来人入内。习俗以为这样做：对自己，可以镇魔消灾，以免产妇孩子受其危害；对别人，可以警示来人不受污血的冲克，免遭不利。长诗则通过这一习俗写尽了边区人民的感情。边界上上群众为免遭敌军的骚扰，便常以这样的方法迷惑敌人。白军见了这片门楣上的红布，怕祸及其身，唯恐避之不及；红军见了，则驻足屋外，尊重群众风习。而群众一
旦知道是红军到来，则将其视为亲人，急忙招揽进屋，随即解开了哑谜。作者通过群众、白军、红军对这一片小小红布的不同态度，写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的感情，揭示了反动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根本对立。解放战争期间，有人据此写成小歌剧《红布条》，在多次的演出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将军的马》虽是写八路军劳武结合，开展大产生运动，但全诗处处透露出八路军的战士和将军，为减轻人民负担，为保卫人民幸福，甘愿贡献出一切的赤子之情。《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虽然以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武装斗争为题材，但作者并未着眼于这次事件的历史进程，而是进行了艺术加工，着重通过人民自觉地全面动员，反映了人民心底的一种信念：“只要保住边区，/ 以后，/ 要啥有啥”，人民政权是人民群众幸福的根本保证。所以，婆媳一心，呈献出了珍藏的首饰，作为购买军火武器的捐款；情人赠礼，向小伙子送上“民兵万岁”的绣花佩巾；年迈的母亲，拐着小脚，亲自送儿子出征；战士们视“任务重于生命”，不仅接受了战火的锻炼，也经受了爱情的考验。
正因为这些长诗展示了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步伐，抒发了革命人民创造新世界的战斗豪情，因而在解放战争中，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这些长诗由东北新华书店牡丹江分店印行，成为鼓舞东北军民为新生活而战斗的诗篇。全国解放后，又大多被冯雪峰同志编入“文艺创作丛书”，从而流行全国，成为刚刚获得解放的群众认识过去，迈向未来的启示录。
侯唯动的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他开始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形式。
形式是作品存在的方式，它是影响作品的一个积极因素。形式不仅必然影响内容，而且事实证明，“内容暗示着形式的某些因素”19 侯唯动生长在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周原地区，“童年听古今，看古寺画廊，唱民歌秦腔”20 这些具有叙事因素的民间艺术，塑造了他特殊的艺术气质。因而，侯唯动在他早期的抒情诗中也融汇着鲜明的叙事因素。他的成功的作品，往往善于捕捉生活中动人的细节，并对之展开描述，从而寄托诗情。而在大型的组诗中，还往往隐隐约约潜伏着叙事的脉络。即以《斗争就有胜利》而言，从老游击队员牺牲的“遗嘱”，到复仇的“血底歌唱”的战斗；从“母亲大地”中对先辈的追怀，到弥漫在白山黑水间的“战地进行曲”；从乘着暗夜“偷袭”敌人，到冲破铁壁合围，“突破了围
攻”。最后，则以“今天”的小标题结束了全诗，这虽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却分明是要概括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则因为内容的需要，他自觉地将他的全部激情倾注在叙事诗的创作上。黄土高原，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他的这些诗洗净了知识分子的腔调，情味醇厚，朴实自然，表现出了民歌民谣对作者的深厚的影响。它们在描写上，或一语传神，颇有杜句之彩。如表现旧社会阶级的对立：“人间啊，/ 有两种不同的曲线：/ 地主的肚皮，/ 胖的凸出来；/ 农民，/ 瘦得皮包骨头，/ 脊背弯到肘下。”或侧面描绘，深具汉乐府之风。如表现人物之美：“人若从这一带路过，/ 绕远路也不嫌，/ 看她一眼，/ 还想看，/ 看过以后，/ 一辈子就忘不了。”在语言上，则采用关中人民的群众的语言，常常带有口头语言的特殊口吻。如描写人物容貌的鲜艳：“脸上：/ 红处——红处红，/ 白处——白处雪。”而且，还时时以方言入诗。如“绿的桃秫（即高粱——笔者按）/ 比人高。/ 大太阳像一盆火，/ 当头烧燎（即炙烤——笔者按）”，都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在风格上，则追求“乡土的情调”，民谣的风味，在诗中采摘大量的民谚、民歌，以及信天游。所有这些，使侯唯动的五部长篇叙事诗，在当时解放区方兴未艾的叙事诗创作中，具有了一定的特色。
成功的叙事诗有它特殊的规律。它要求“一方面是非常简洁的‘高度的’叙事性叙述”，“另一方面是可感的感情的表现力”21，而且，二者需要在“量”上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和配合。但是，侯唯动却过分醉心于故事的叙述。因而，常常人物过多，事件复杂，情节曲折，着重于琐屑的生活场景的描绘，忽视了叙事诗“感于哀乐”的主要功能。例如《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人物总数达到二十个以上，其中主要人物也有六、七人之多。又如《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也有类似的缺点。作者未能用全力抓往几个主要的场面，以点睛式的大章法带动全篇，因而缺乏高潮，减弱了艺术力量。三十年代，茅盾在研究总结具有代表性的几部长篇叙事诗的得失之时，就已经指出：“我认为叙事诗并非一定要有形式上的故事，——有了太严整的故事形式将使作品成为韵文写的小说。”22 侯唯动的这几部长篇叙事诗，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具有某些故事诗的特点，而缺乏史诗应有的素质，从而限制了它应有的艺术成就。
总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至抗战结束，这是侯唯动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这
个时期，他全力以赴从事长篇叙事诗的创作，找到了自己在诗坛上的位置。而且，也为以这种形式表现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人民的新生活，做出了最早的尝试。但是，由于对生活提炼不足，对形式的要求把握不准，因而虽然展示出了他的才能和特点，却没有取得更大的影响。
（三）
抗战胜利之后，侯唯动随军进入东北，先后在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东北音乐团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又深入沈阳、鞍山等地的工厂。这个时期，侯唯动前进在中国人民胜利大进军的行列中，生活在为支援前线，为创造新国家而忘我劳动的建设热潮中。紧张的战斗生活，高昂的政治热情，促使他又开始了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他认为：在一定的时代，“用政治诗进行战斗??是不得不如此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给读者以情绪的感染和唤起仇恨。”23 于是，他号召《快志愿参军，青年们！》；他歌唱解放了农民，《为缴公粮连夜干》；他表彰荣获功勋的战士《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他呼唤，为保卫世界和平，《把名字签在和平呼吁书上》。这些燃烧着革命热情的急就章，使他成了东北地区著名的高产诗人。早年曾对他的成长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胡风，，在全国解放前夕来到东北，与侯唯动第一次见面。胡风在读了他的这些诗后，感到“他的诗是写得像样多了，所表达的对敌人坚决斗争和对人民的热忱歌颂，是很感人的。”24 其中的有些诗还翻译到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侯唯动在抒写着这些急就章的同时，也深入思考着他对于艺术的追求。他在全面地思考了诗歌的战斗任务和自己的艺术个性之后，对诗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明确的见解，不再满足于过去的“粗野的歌唱”了。他认为，“应该写经历过和亲历过的新的现实的赞美诗”，为了解决诗与群众的结合问题，“叙事诗（应该）顺着鼓词的方向发展”，明确表示不能仅仅“满足于听故事后把她分行写下来”25。他决心创作以歌颂新生活为内容，以民间文艺为基本形式，兼有新诗与民歌之长的、具有民族气魄的长篇叙事诗，“要为伟大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写一部巨著，不使但丁、荷马、歌德、普式庚??专美于前”26。1952年他创作了《从春暖花开到高粱红了》（又名《日月赶不上给工人拾鞋带》），目的即在于实现他心中的
这个宏愿。书稿已经发排，但是，1955年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使他牵连入狱，直到1981年才平反昭雪，走出囹圄。出狱之后，侯唯动仍然不改初衷，用短诗抒写着对于党的事业的赞颂，用长诗歌唱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可见，新时期中侯唯动的诗歌创作虽然在时间上与前旷代相隔，但是在实质上，却是紧紧地上承他在开国前后的艺术道路的。
在侯唯动诗歌创作的这三个阶段中，他的思想积累日渐丰富，艺术磨厉日渐成熟。但是，一场无端的风暴谙哑了他的歌喉。从侯唯动创作的成功与不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对于时代的一种渴求！时代需要诗人，而诗人更需要时代！一棵参天大树的成长，既需要地下的沃土，也需要和煦的阳光。这正如马克思在代表着他们新的世界观形成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7 当这段历史的风暴过去之后，我们深深感到一个团结安定的局面的重要。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天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中，侯唯动将会与其它诗人一样，重新拭亮歌喉，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以实现他的宏图和初衷！
一九八六年春
（《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
1
胡风：《在武汉——抗战回忆录之二》，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2
七月社：《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代致辞》，见《〈七月〉诗选》附录 3
《给战斗者·后记》见《胡风评论集》[中]第453页 4
朱自清：《新诗杂话·抗战与诗》 5
胡风：《在武汉——抗战回忆录之二》，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6
《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按：这是胡风给侯唯动的一封复信。见《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62页 7
胡风：《四年读诗小记》，见《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50页 8
《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62页 9
邹荻帆：《忆〈诗垦地〉》，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10
《论“七月”流派》，见《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1
《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见《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62页 12
贺拉斯：《诗艺》，见《诗学·诗艺》第1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3
《歌德谈话录》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4
见《〈包法利夫人〉译者序》，转引自《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第95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5
侯唯动：《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后记》，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16
侯唯动：《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后记》，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17
《汉书·艺文志》 18
《红头巾·前记》，东北新华书店牡丹江分店1948年版 19
韦勤、沃伦：《文学理论》第147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20
见侯唯动1983年3月26给笔者日的信 21
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14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22
茅盾：《叙事诗的前途》，见《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第2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3
侯唯动：《关于诗》，《东北日报》1947年11月20日 24
胡风：《斗争的青春》，《人民日报》1983年9月13日 25
侯唯动：《关于诗》，《东北日报》1947年11月20日 26
侯唯动：《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延安文艺研究》1985年第2期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