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评价（三）
1973年，在江陵凤凰山第十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的第六号木牍，记载了西汉前期刍、稿税制度的一个实例，至为完整和宝贵。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的绝对年代，据考其下限为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上限为文帝晚年。如此完整的刍、稿税制度，即使是属于景帝四年之物，也是在文帝时期逐步形成的。因此，它可以作为研究文帝时期刍、稿制度最原始和最可靠的材料。兹录六号木牍的释文如下，以便分析：
“平里户刍二十七石 田刍四石三斗七升 凡卅一石三斗七升 八斗为钱 六石当稿
定廾四石六斗九升当□（表示空缺一字） 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 刍为稿十二石
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 田刍一石六斗六升 凡十四石六斗六升 二斗为钱 一石当稿
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空缺一字） 田稿八斗三升 刍为稿二石
凡二石八斗三升”
（引自《文物》1974年第7期）
我们知道，秦在商鞅时就已有刍、稿税的征收，且与田租一道征收实物，其中刍系以饲草上缴，稿税则以禾杆缴纳，二者都以重量计算。入汉以后，从史书所载，只知仍有刍、稿税的征收，但有无变化和如何变化，由于史料缺乏，无以知其详。通过上引木牍所记，得知文、景时期刍、稿税制度已发生很大变化。质言之，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刍税出现了“户刍”与“田刍”的区分：六号木牍所记平里与稿上里的刍稿税征收，都把刍税区分为“田刍”与“户刍”。顾名思义，“田刍”应当是按田亩多少征收的，“户刍”是按户征收的。“户刍”按户征收，则不分贫富，每户都得缴纳。这显然对劳动人民不利，而大有利于豪强地主。因为他们的土地虽多而纳同贫民一样多的户刍。
第二，“户刍”重而“田刍”轻的税率固定化了。秦时无“户刍”与“田刍”之分，自然不存在何者轻何者重的问题。据六号木牍所记，平里“户刍”为二十七石，“田刍”只有四石三斗七升；稿上里的“户刍”为十三石和“田刍”只有一石六斗，明显地反映出户刍重而田刍轻。平里的“户刍”高于“田刍”六倍，稿上的“户刍”则高于“田刍”八倍有余。由于“户刍”是不分贫穷按户征收的，而“田刍”是按田亩多少征收的，因此，“户刍”重于“田刍”的固定化，更是有利于豪强地主而不利于劳动人民的。
第三，刍税征收的质量也发生了明显优于稿税质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