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二是规范董事会建设还处于探索完善过程中，“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在一些企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是企业经营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四是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离退休人员管理、厂办大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五是一些地方和企业存在重发展、轻改革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
今年深化国企改革，要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不断深化公司制和多元投资主体股份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二是要加大建设规范董事会力度，完善外部董事选聘、培训、评价机制，严格董事履职责任，健全董事会运作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有效融合的途径。
三是要继续深化企业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建立健全有别于行政干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
四是要加快解决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继续推进企业重组 四大改革重点
对于2016年国企改革，在跨年之际已经出现多方推动力量。12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家有关领导人指出，央企当前的核心工作，是“提质增效升级”。12月11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再次将焦点对准“僵尸企业”。据张喜武介绍，对于“僵尸企业”将坚持分类处置，积极推动兼并重组，强化管理一批，淘汰落后一批。
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产能出清等有着自然的契合点。在当前国企中，确实存在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但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社会需求现实存在，但供给看似量大充足，实质上结构不匹配等情况严重，国企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参与力量，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
国企改革将沿着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完善国企薪酬激励、加快国企兼并重组四大改革重点推进。具体而言，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将在国企分类监管、权力清单等领域突破，特别是突出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成为管资本重要的推手；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主要是通过以股权换机制，通过股权结构不断优化，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国企市场化机制的问题，为后续市场化激励机制等奠定基础；国企薪酬体系、激励机制改革有望加速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文件有望很快出台，且“力度超出预期，值得市场期待，其中员工持股比例有望超预期”；国企兼并重组指向国企“提质增效升级”等发展方向，2016年央企改革重组仍是热点，其中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整合将是央企整合重点发力的方向。 3. 论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第一：二者的矛盾性。其一，效率与平等的增长是不同步的，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出比传统社会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但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常常要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二，效率与机会平等是矛盾的，机会平等是效率的内在要求，只有在机会平等的竞争条件下，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但是，效率的提高必定会使收入差距扩大，一旦收入差距超出合理的限度，就会产生贫富分化，导致不公平。而收入差距不大，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又不利于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第二：二者的统一性。其一，效率是平等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动力。要实现社会平等必须有一定的财富积累，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又依赖于效率的提高，更进一步地说，只有提高效率，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其二，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在生产力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提高效率。而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环境；收入分配绝对公平的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使社会缺乏凝聚力和发展动力；收入分配悬殊过大的两极分化又会造成尖锐的阶级对抗，使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两种情形下，效率的提高都缺乏保障；而机会平等，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有助于形成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
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公平与效率可以获得内在的有机统一。在收入分配的全部过程中，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相互协调发挥作用的。缺乏公平的社会，不可能获得效率的持续供给，不可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效率得不到提高，也就不可能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公平。由此可知：一方面，公平是实现效率的前提，为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基本保证。效率的提高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必须依赖于公平的诱发。另一方面，效率是保证公平的基础，为公平提供了物质保证。只有在高效率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在总体上实现人们的高水平需要，从而使社会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实现社会公平。
因此现在人们开始注重民生问题，将社会公平问题提到了首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民生发展的切实措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改革发展模式的指导下，促使公平与效率实现最佳结合，克服收入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这两种倾向，逐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效率的提高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手段，同时社会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必要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关系时，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公平与效率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发，才能在前进中解决矛盾，消除各种不利的因素，保证自由竞争。保证遵循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某些原则，做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的目标。
3.在开放条件下对国内经济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并根据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谈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中国作为一个极具市场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是其民族经济成长,提高竞争力所独具的优厚条件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其国内市场存在着是提供给本国民族经济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增加竞争力,还是为外国企业所利用为它们增强竞争优势服务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是大国与小国在经济开放中政策选择差异的根本原因。因为小国出让狭小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损失与其“平等”地进入一个较大容量的市场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得益相比要小得多,有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由此,由市场容量导致的规模经济效应的不同,决定了小国的市场可以开放,而大国的市场则必须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
国内市场对于经济发展滞后国家的民族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使民族经济企业对国内市场具有更为贴近的亲和力,在了解国内消费者需求状况方面具有外国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因而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要比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更容易一些。从市场容量看,中国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潜在中都是十分巨大
的市场,是刺激国内民族经济企业扩大投资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培育企业竞争优势天然禀赋的优势;从市场需求结构看，为数众多的消费者将会具有多样化的需求分布, 也就为民族经济企业提高了在差异产品子项上利用规模经济建立竞争优势的舞台。对于中国的民族经济而言,国内市场是其生存的基本依赖,也是其走向国际市场的“演练场”。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对国内市场施以必要保护的重要性就在于要为国内民族经济提供这种生存的条件和成长发展的演练场所。只有保护国内市场才可以避免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占领,为民族经济提供在国内市场赚取利润和在“干中学”之中成长以便将来干得更好的机会;而失去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干”与“学”均将无从做起 ,甚至生存的机会也将失去,中国与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缩短,反而会进一步扩大。
1、 试述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并联系实际说说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运用。
就是价值规律。
扩展一点就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
市场经济运行是指在一定的运行场所和制度环境中，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支配下的市场经济的现实运作过程，即通过市场体系中的市场价格信号来传递供求信息，引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调整其消费与生产行为，实现供求与需求在数量与结构上的平衡的过程。
包括四层含义：
1、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市场经济中的供求、价格、信息、竞争、利益等因素在现实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从而不断地使供需平衡，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
2、市场经济是在一定的场所中运行的。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3、市场经济总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运行并受其影响，从而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表现出不同的具体特征。
4、市场经济的运行受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支配，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的具体体现。
2、试述对外经济开放和对内经济保护的必要性，并结合现实谈谈怎样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3、试述决定和影响有效需求的主要因素。
需求（demand）是指消费者在某一时期和一定市场上按照某一价格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与劳务的数量。需求概念总是涉及到两个变量，该商品的销售价格以及与该商品价格相对应的人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够购买的数量。
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
相关因素
有效需求并不一定能保证达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影响有效需求的主要有 3 个因素和货币供应：
①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对收入的比率。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多，也即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收入越增加，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越大。
②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它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
③流动偏好。即人们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这种流动偏好可以出于交易动机（应付日常支出)、谨慎动机（应付意外支出）和投机动机(捕捉投资
机会)，并决定对货币的需求量,又影响利率。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扩大，储蓄增加，从而发生消费需求不足。这时需要有投资增加以弥补差距，抵消储蓄。但由于企业家对投资前景缺乏信心（由于第二和第三因素），投资支出往往不能弥补差距，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也使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使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形成大量失业。当经济繁荣达到一定阶段，投资诱力减弱，企业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用增加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1]
在建筑市场上，有效需求就是买主希望并有能力购买的建筑产品，建设项目和有关服务的数量。
如果换成一句话，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人们愿意买，并且有能力买。 结合本案例资料，可以看出，导致我国房地产有效需求变动有以下几个因素： （1）商品价格。人们从大量经验事实中观察到，商品的价格愈高，人们对该商品的购买量愈少；反之价格越低，人们购买量愈多。本案例中，国际上对房地产价格长期的研究结论是：商品房售价为家庭年收入的合理比例是3至6倍，超过6倍就不能形成买方市场。据测算，我国房价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0倍左右。从这一点分析，我国商品房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大。
（2）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在其他条件给定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越多，对商品的需求越多。因此一个市场上消费者的人数和国民收入分配情况，显然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本案例中，居民收入与需求量成正比，而消费结构中有多少用于房地产商品也直接影响需求量。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在40％至50％之间的消费结构房地产需求会达到15％。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个人购买商品住宅的增长率的均值△Y＝0.174763，△Q＝0.354751；Er＝2.226968。证明我国房地产需求收入弹性确实较大。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后将把消费热点转移到住宅消费。
进一步推断的结论为：价格的变化，以及人均收入变化，对我国商品房的需求量影响明显，因此，价格和收入是形成商品房风险的重要因素。
（3）替代品。一般而言，房地产商品是不可替代的，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房地产本身是耐用品，当其价格过高时，消费者将紧缩人均居住面积，减少其正常的需求量。 （4）偏好。经济学论述的嗜好及其变化更多地涉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因而主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社会传统习惯，如流行的时尚，商业广告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信息影响人们的嗜好，从而影响需求。结合本案例来说，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经济实力不同的人对房屋的偏好不同。一般居民对房屋的要求是安全、耐用，而经济更好的人士更在乎环境、社区的文明程度等因素。房地产需求具有明显的阶次性，商用楼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档次；住宅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收入水平、工作性质等，一般是递阶增长的。
（5）预期。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将影响有效需求的实现。房地产市场常出现当房价下跌时，消费者预期价格还会再降，从而持币观望的情况。以上5个因素是人们总结的影响商品需求的因素。如果把上述关系用数学的语言来说，称为函数关系Qd=f (P, Y, Px, Pe,T)。P, Y, Px, Pe,T分别代表影响Qd的五个因素，Qd代表需求量。
除以上5个基本因素外，针对本案例，我认为，影响房地产商品的需求量还有如下因素：
（6）国民经济波动。一般来说，国民经济波动与房地产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当经济
处于扩张阶段，对房地产的需求上升，反之则需求下降。但房地产需求除为满足个人和家庭生活需求外还具有投资功能，是资产保值、增值的一种手段。在发达国家，人们的投资意识和理财观念较强，这种需求占一定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反经济循环的特点，在经济萧条时期，房价下降，出自保值、增值的目的，个人和机构投资可能增加，其需求量可能不下降或下降较少；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方向增多，房价上涨，机构投资者为抽回资金和盈利而转让房地产，使供应量增加。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初期，人们的投资意识和理财观念均不成熟，加之人们的收入水平偏低，以投资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手段的时期尚未真正到来。
（7）城市化水平。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
（8）房地产资产租金的高低。房地产产品间价格相互关联性强，房地产资产租金的高低对增量商品房的销售有直接影响，土地出让或转让价格直接影响房地产开发成本。房地产租金水平是房地产资产收获及收益能力的标志,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重要因素。此外，房地产市场受政策因素影响大，政府在调节供需关系中起重要作用。各国政府均在解决贫困阶层的住房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我国政府实施的“安居”、“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均在调节供需关系、引导房地产开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认为，经济系统由两大部类构成，第1部类生产生产资料或资本品，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或消费品。在这里，“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再生产公式中，资本所有者或资本家作出剩余价值的分配决策与其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决策是合一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两大部类间进行交换的产出的价值必须相等，而且产生这一交换的彼此间的需求也必须相等。为达到这一点，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假定，第1部类和第Ⅱ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支出函数都是既定的，即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没有储蓄与投资，边际消费倾向都为1。而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第1部类和第Ⅱ部类中工人的支出函数既定，边际消费倾向仍为1，但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投资(即追加资本)，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马克思进一步假定，在第1部类经营的资本家的支出行为取决于第1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为了保持均衡，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投资与消费行为取决于第1部类能为第Ⅱ部类的扩大再生产提供多少资本品。同时，马克思假定，剩余价值必须完全花完，没有闲置部分。所以，一旦积累或投资的份额固定下来，消费的份额就会自动地被决定，从而任何不足的总需求都被排除在该假说之外。
可见，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中，剩余价值的实现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形式上看，与工人的消费没有直接关系，它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有效需求；反过来，有效需求的规模又决定着剩余价值实现的大小、工资与剩余价值问分配的比例。在均衡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量与实现量是一致的。从剩余价值的实现角度看，有效需求的大小由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决策决定。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的实现量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投资决策，而投资又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但马克思没有遵循这个思路去解决有效需求问题，而是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出发，去分析有效需求的决定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求“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量取决于资本家的预付资本量。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预付资本越多，剩余价值的实现量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