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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侯会，今天这一讲，我们准备给大家讲一讲，《水浒传》的思想主题，《水浒传》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大著作，它以全景式的宏阔的场面，艺术地再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写出了这场起义如何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又怎样归于失败的。对于这样一部内容丰厚的大书，我们很难用寥寥几百字概括它的主旨。我想起鲁迅先生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曾把《红楼梦》比作“时代精神之大宫阙”，那么《水浒传》又何尝不是如此！ 走进《水浒传》，就如同进入了一座时代精神的阿房宫，侧峰横岭、移步换形。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评判者，会得出不同的印象，不同的结论。总的说来，历来对《水浒传》的评价，大致可以分成正反两个方面。
从小说问世时起，批评诋毁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封建士大夫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认为小说是诲盗之书，说是“奸盗脱骗、机械甚详”，“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位评论者还造谣诅咒，说《水浒传》的作者 “子孙三代皆哑”。这种否定《水浒传》的论调，直到近代还有市场。有一位海外的学者写了一部评论的专著，来评论这个《水浒》，说这部书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认为梁山诸人造反的目的，不过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劫富而不济贫。 所谓的“仗义疏财”，不过是一个好汉对另外一个好汉的个人资助，并不是救助广大的贫苦百姓。至于好汉们的心态，这位评论者认为，是相当典型的法外强徒的心态。说好汉们嗜杀成性，对妇女疑虑重重，只讲小圈子的道德，
并不值得歌颂。这类评价有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毫道理，但又是很不全面的，没能够抓住小说的精髓。以下我就想分八个方面，来谈谈对《水浒》主题的认识，其中有研究界的共识，也包括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 从小说命名，看小说作者的立场。每个不带偏见的读者都能看出来，《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是抱着肯定态度，这从小说的命名就能清楚地看出来。“水浒”这个字眼儿，看起来有点深奥。我们查一查字典，
发现这个“浒”字是“水涯”的意思，是“水边”的意思。那么从字面上理解，“水浒传”就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这样的含义，似乎又过于平淡。我们试想，如果换一部小说，换一个《金瓶梅》，《金瓶梅》是讲述一个发生在运河岸边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水浒传”呢？
其实，小说以《水浒》命名，背后有着儒家文化的深刻的内涵。我在“水浒成书之谜”那一讲里已经提到，“水浒”一词源于《诗经?大雅》有一首史诗叫《绵》，那是一首周族的史诗，叙述本来生活在豳地的宾人，为了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由他们的头领叫古公亶父的率领着，集体迁徙到今天的陕西岐山一带。诗的第二节写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讲的就是这段经历。那么诗中的这个“水浒”，指的是一条河的河岸，这条河叫漆沮水。
“率西水浒”是说古公亶父骑着马向西，沿着漆沮水的河岸，一直来到岐山脚下。这个地方当时又叫周原。以后周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羽翼丰满，向殷商政权发起挑战，最终取而代之、建立了周朝。所以“水浒”这个词，因此就被赋予了“反抗者根据地”
这样一个特殊的含义。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孟子》当中，也讲述了这段历史，还提到周族在迁徙的路上，跨过了一座山，这座山，也叫梁山，我们说《孟子》在古代被列为“四书”之一，是旧时读书人的一个启蒙读物。而“梁山”“水浒”这样的字样又同时出现在这部书中， 当时的文人读者，会很自然地从《水浒》这个书名联想到这样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儒家先师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力挺周朝。孟子也如是。有人问过孟子说：周武王伐纣，这是以
臣弑君，这样做难道可以吗？在古代，
如果是大臣杀掉了国君，或者子女杀掉了父母，这个叫作“弑”。那么孟子怎么回答呢？他说：商纣王是个独夫民贼，我只听说周人杀掉了独夫民贼，没听说过以臣弑君这回事。由此可见，孔子、孟子都把周人视为正义的一方，
把周人反对殷商的举动，视为正义之举。那么小说家把宋江等人的反抗故事命名为“水浒”，正是把梁山水浒比作周人的根据地周原水浒，把宋江起义军比作周人正义之师，而宋江反抗官府的举动，也就成为“革命”的行动， 我们汉语中，“革命”这个词，最早就是指历史上周人伐商的这个举动。今天的读者远离了《诗经》《孟子》，对“水浒”这样一个书名的背后深义，就不那么清楚了。可当年的读书人熟悉儒家经典，见到这个书名，自然就会心领神会，明白小说家对梁山好汉的举动 是高度肯定的。小说作者的态度是这样，那么封建时代的读者又是怎么看待这部书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开明的封建文人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二、开明文人对《水浒》的解读。
《水浒传》在明代正式刊出以后，一些进步的文人对它不吝赞美之词。例如，晚明著名的思想家李贽，也就是李卓吾，他为《水浒传》作序，高度赞扬梁山好汉。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个颠倒的社会，“小贤役大贤，小德役大德”，
小人、坏人占据了高位，真正有道德、有本领的，反而无处栖身，只能被逼落草。李卓吾说，梁山好汉是一群“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尤其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 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就是说忠义之士当中，宋江是个顶尖人物，这个评价几乎是无以复加。另一位评论家金圣叹对《水浒》主旨的挖掘，更为深刻。他提出来，小说的主题其实就是八个字：“官逼民反，乱自上作”。
在贯华堂本第一回的回评中，金圣叹提出一个读者很少想到的问题，什么呢？他说：一部歌颂梁山好汉的长篇巨著，第一回不写宋江，不写晁盖，为什么要先写反面人物高俅？金圣叹自问自答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 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以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意思是说：小说如果一上来就写造反豪杰，那就表示老百姓喜欢犯上作乱，这个错在老百姓，
如今先写高俅，意在揭露导致混乱的根子是在上面，是官逼民反。这后一种情况，是作者所深为忧虑的。金圣叹的这个见解非常独到，他能从读者想不到的地方，挖掘出作品的深意来。金圣叹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也是有力度、有深度的。 比如小说第五十一回，叙述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是个赃官，他的妻弟殷天锡带着一批爪牙更是仗势欺人、无所不为。那么金圣叹在回评中就说了，说：“高俅无所不为，犹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
又复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伯叔兄弟之亲戚，又当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又当各各无所不为，胡可限也！”也就是说，把持权力、祸害百姓的，不仅仅是高俅、蔡京一两个奸臣，他们又各有亲戚、各有走狗，
一层层延伸下去，上下勾连，织成一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把老百姓当成了渔猎的对象。金圣叹由此发出强烈的感慨说是：“嗟乎，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儿肉，填不可限之鸡壑，而欲民之不畔，国之不亡， 胡可得也！”也就是说，现在有一群欲壑难填的虎狼张牙舞爪扑向婴儿般的百姓，在这种情势下，要想让百姓不造反，国家不灭亡，那又怎么可能呢？李卓吾和金圣叹都是封建文人，但是他们都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
《水浒传》的思想脉络，了解小说家面对历史现实所产生的满腔的愤恨和强烈的不满，了解他们同情造反者、歌颂造反者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的评论能够抓住小说的主题，肯定了好汉造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三、《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史诗，
还是“为市井细民写心”？我们说把宋江起义军定位为农民革命，农民起义，这个提法最早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提出来的。有一位学者王利器在1953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水浒与农民革命》，提出这样的观点，
并且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怎么看出来宋江是农民革命呢？王利器在文章中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梁山好汉的情感完全是农民式的，你看那个白胜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挑着酒桶，唱了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首山歌所唱的，是农民的辛苦和辛酸，它的感慨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发出来的。再比如，小说第七回末尾有一副联语，形容起义者说：“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心号”是什么呢？就是士兵贴在胸前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兵”“勇”这样的字样； “认旗”是什么呢？是军队当中的军旗。你看如今农民和渔夫都成了军人了，这明确地表示，梁山武装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武装，他们的斗争自然是农民革命。这种“农民革命说”或者说是“农民起义说”后来被广泛地接受。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基本是按照这个框架来评价《水浒》的。
不过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大形势下，也曾受到挑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的学者就提出来，《水浒传》不是一部反映农民斗争的书，而是一部反映市民斗争的书。例如这些学者指出：梁山好汉的身份，你看一看，大多不是农民，是什么呢？
是城镇市井的居民。农民的活动场所应当是在田野乡间，而这些人他们经常活动在城镇市井，出入于酒楼茶肆。他们没有定居的劳动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也没有对浸透着祖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他们整天在市井中狎妓赌博， 使枪弄棒，追求的是“只顾自己前程万里”“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他们的活动，又怎么能算是农民革命呢？由此推断，《水浒》的主题应当是“为市井细民写心。” “为市井细民写心”，这句话，本来是鲁迅先生为《三侠五义》这本书总结的主题，现在，一些学者把这个拿来，评价《水浒传》。我们说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不是毫无道理。比如我们对这个梁山头领做一番调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中间确实很少有纯粹的农民， 他们的原始身份不是财主富户，就是军官武弁，也有不少胥吏牢卒、店家匠人，此外还有僧人、道士、闲汉、落魄文士等等，总之，大多属于生活在都市城镇中的一群，很少有真正的农民。例如，像晁盖、卢俊义、柴进、
李应、史进、包括穆春、穆弘等，那么这些人，或者本人或者他们家庭都是大地主，宋江家中也是地主，但是他本人是官府小吏。此外，山寨当中有一大批原来是军官，后来或者是被逼上山，或者是战败投降。这些人很多，
比如说有林冲、鲁智深、杨志这咱们非常熟悉的，包括关胜、 2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这节课，接着讲《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第四点如何看待忠义主题。我们说过，《水浒传》的创作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无数的人参与了它的创作。因此书中所蕴含的思想
也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田夫野老、市民胥吏、瓦舍艺人、下层文人乃至于封建贵族的帮闲文人，都可能在书中留下他们的思想印记。那么作为封建伦常观念的忠义思想，肯定也会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
我们注意到，一部《水浒传》，始终是以忠义相号召的。早期的《水浒传》的版本题目一律是《忠义水浒传》，把忠义二字高高放在题目的开头。一些早期的版本，它的简称甚至不是《水浒传》， 而是《忠义传》。由此可见忠义在小说主题中的分量。那么，如何理解忠义的内涵呢？小说为什么要标榜忠义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第一点，小说高举忠义旗帜，是时代主导思想使然。我们说《水浒传》尽管产生于底层社会，带着更多的离经叛道的色彩；但是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就是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忠孝节义，
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思想的拘囿。忠义这个词，分开来看，忠是对国家、对君主而言的。也就是把国家和君主置于绝对的权威地位， 广大臣民只有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奉献的份儿。我们注意到梁山好汉，他们在小说中的行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听一听阮氏兄弟在抵抗官军时唱的两首渔歌，一首是这样唱的， 说是：<双引号>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双引号>赵官家是谁，就是指宋朝的皇帝，另一首渔歌也唱道说是：<双引号>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头，京师献与赵王君。<双引号>何涛是负责镇压梁山泊的一个官军的军官，那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这里表现得是非常清楚。上边咱们说的是<双引号>忠<双引号>。那么<双引号>义<双引号>呢，“义”的内涵比<双引号>忠<双引号>还要复杂一些，
有的时候这个义指的是正义；有的时候义指的是处事得当，处事得宜；那么在民间，义常常用来指下层百姓相互对待的这么一种伦理，也就是说义气。对于没有任何权力和财富优势的老百姓来说，
相互支持、相互扶助，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唯一的出路。所以，朋友之义对他们来讲，是性命攸关，非常重要的。我们再从梁山领袖人物宋江的身上，来体会一下忠义思想的这个伦理含义。
宋江这个人，他是小说忠义思想的总代表，忠义是他一贯奉行的行为准则。那么有的时候呢，宋江身上的这个忠和义也发生矛盾。例如他冒着杀身之祸，为晁盖等人去送信，这就表现了一种义的冲动，
违背了忠的原则。但是后来呢，他迟迟不肯上山，当强盗，上山以后又率领着义军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回归了正统的社会，这个都表现出对忠的回归。梁山泊大聚义以后，
当宋江提出<双引号>愿天王早招安，心方足<双引号>这样一个意向的时候，也曾经受到部分梁山好汉的反对。像李逵，武松，鲁智深，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大部分梁山好汉都默认了这样一种路线方针。
这就说明忠义思想在那个时代仍然是主流思想，哪怕是在造反者的山寨当中。李逵的思想倒是足够大胆与超前，似乎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
我们记得他在白龙庙小聚义的时候，曾经高喊，说：<双引号>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
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面！<双引号>但是他的这个话刚一出口，不等晁盖宋江回答，戴宗在第一时间制止了他的狂言，呵斥他说：<双引号>铁牛，李逵的这个小名叫铁牛，铁牛你这厮胡说！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的性儿
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双引号>那么对李逵的这番言论，在场的众多好汉的反应也只是付之一笑，没有人去认真对待。小说作者为李逵设计的这篇台词，
并不是像我们某些现代评论者所说的，是为了表现李逵什么<双引号>革命的彻底性<双引
号>。不是。李逵在书中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他是个笑料人物，作者只是想通过他的这番话，来表达李逵的鲁莽和无知，用来反衬宋江等人的高明和稳健。
在封建时代，皇权神授的观念在社会上下是根深蒂固、坚如磐石。可以这么说。皇帝授命于天，号称天子。宋江等人虽然斗胆造反，但也要打着<双引号>替天行道<双引号>的旗号。这个<双引号>天<双引号>，仍旧指的是
由封建皇帝所代表的那个天。以上是我们对<双引号>忠义<双引号>的理解，第一点。下面我们说说对忠义的理解，还有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民族斗争的背景内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要提到一部早期的《水浒》版本<双引号>吴读本<双引号>《水浒传》。这是一部失传的《水浒传》的版本，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版本存在呢，有关它的信息，是晚明时期有一个文人叫吴从先，
从他的一篇文章里头透露出来的。吴从先生活在万历时期，他是一位江南的布衣文人，没有做过官，但是呢在当时小有名气，跟很多的这个名士有密切的来往。也有不少著作，他这一生，
编撰了四部文集，这四部文集，都以这个<双引号>小窗<双引号>来命名，分别叫《小窗清纪》、《小窗艳纪》、《小窗别纪》和《小窗自纪》，就在个《小窗自纪》的第三卷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题目叫《读水浒传》。一看题目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篇《水浒传》的读后感。正是这篇文章，引起后世《水浒》研究者的高度的关注，高度的兴趣。那么这篇文章，内容是什么呢？原来，研究者们发现，吴从先所读的这部《水浒传》，
跟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的《水浒传》版本的内容都不一样，而且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为了论证方便，学者就把这样一部特殊的，没有传下来的《水浒传》，简称为<双引号>吴读本<双引号>也就是吴从先读过的本子。
下面，我试着把吴读本和今本的这个差别，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在时间上，吴读本中的宋江起义不是像今本一样是发生在这个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不是，它是推迟到了南宋初年这个历史背景。那么与之相应，这个起义也由纯粹的
反抗官府的性质，转变为以抗金为主旨的民族斗争。因为我们知道，贯穿南宋历史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南宋汉族政权与北方女真人政权，也就是金国之间的这个民族矛盾，那是一个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年代。这是第一点。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在地域上，吴读本中的梁山泊，不再位于山东，而是被转移到了淮河流域。小说里一提就是淮上梁山泊，那么这个梁山泊， 应该是在今天江苏的滁州一带，那么与此相应，宋朝的国都当然就不能在北方的开封了，随着这个整个时代背景的迁延，宋朝的国都，也由开封汴梁，改为杭州的临安。这个故事背景。 那么这个差别的第三方面，在具体情节上，这个吴读本已经出现了<双引号>一百零八将<双引号>的说法。我们都记得，在早期的这个水浒故事《大宋宣和遗事》当中，梁山好汉只有三十六个。那么到了吴读本当中，这个早期版本里，已经发展为108了，再比如，像有些情节，
比如说宋江杀阎婆惜这样的情节在吴读本当中大概没有出现，晁盖似乎也缺席了这个本子。再有，这个本子可能没有<双引号>武松打虎<双引号>等精彩情节，因为我们看吴从先的文章他突出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双引号>武松之嫂<双引号>、<双引号>李逵之虎<双引号>。我们都知道，
今本《水浒》当中包含着三个著名的打虎故事，一个是武松打虎，一个是李逵杀虎，一个是解珍解宝争虎。其中武松打虎无疑是最为精彩的。假若吴读本中已经有了武松打虎的精彩内容，那么吴从先在这个读后感当中肯定要把这个<双引号>武松之虎<双引号>放在前边，绝不会把<双引号>李逵之虎<双引号>当作最精彩的内容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