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延迟退休无力“单挑”老龄化, 应对老龄化挑战需要综合考量
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速度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更直接的表述还是“延迟领取养老金”。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曾指出，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在养老这个最普遍的社会伦理问题上，就经济谈经济，不仅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也缺乏现代经济学应有的高度和智慧。
不可否认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挑战，然而，提到应对老龄化挑战，先想到把重心放在提高退休年龄上，把千斤重担“一头沉”地丢给了临近退休的老人们，这种“单挑”老人的做法，显失社会公平，也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难题。
这首先于现代文明的伦理原则不符。辛苦忙碌一辈子之后，在适当的年龄退休，靠领取养老金安度晚年，是劳动者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和国家应尽的法定义务和伦理责任，也是社会延续、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和法则。大幅提高退休年龄的设想，却与这个朴素的基本原则明显冲突。暂且不论今后的状况如何变化，按照当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3.5岁的标准推算，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后，一般退休老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于老人们是勉强的“超期服役”，于社会则是推卸了一部分反哺和赡养老人的义务。
其次也于社会运行的实践操作不合。即便法律可以规定理论上的延迟退休，但却无法强制要求企业聘用老人上岗。从当前的职场岗位设置来看，我国多数劳动者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推行60岁以后退休制度，除去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老人可以自动延续就业，年老体弱的体力劳动者多数会面临无班可上的局面，即使是所谓的白领专业人士恐怕也难以幸免。这一边是没有工作可干，那一边还没到退休年龄，这种两头落空的生存危机怎么解决？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必须统筹考虑。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实质，是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在人口总体规模已经得到比较合理控制的前提下，既然已经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利转折，那就不妨考虑许多专家所呼吁的建议，通过审慎、科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适度调整人口出生率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避免人口年龄结构的“硬着陆”。
同时，养老金制度也要大力实施“开源节流”的改革，切实化解社会养老压力的累积和加剧。在“开源”的一面，财政在养老投入上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民生责任，企业也应该在养老支出上更多地反哺员工和社会；在“节流”的一面，既然养老支出压力加大，全社会都要共克时艰，要通过实行养老制度“一元制”，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员工“让渡”偏高的退休金给企业员工。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其中需要应对的挑战很复杂、很艰巨，但是，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虚心借鉴、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真正做到超前预见、科学谋划、通盘考虑、真抓实干，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社会科学发展、百姓养老无忧的阳光大道。
“弹性退休”听上去很美, 弹性的核心是“弹”出公平
基于美国相关制度的实践，2010年9月6日，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试行“弹性退休”政策，以此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区别对待。使得一些工作劳累、收入又低的体力劳动者，提前退休得到解脱和享受。
然而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这项政策只会涉及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因为民营企业用人，本来就极少年龄限制，只要对企业有用，七老八十也照样可以上班。因此，这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就是国有企业等很少一部分人。”
推迟退休年龄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引发广泛讨论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现行退休制度面前男女不平等,中国人均寿命翻了一倍；再比如,人口红利基本结束,需要应对老龄化危机；养老基金将入不敷出,需要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等。因此,推迟退休年龄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当然,有人支持就会有人反对,而弹性退休制就可以消除争议得到多数人支持。
尽管还不清楚人社部关于弹性退休制的政策建议是什么,何时正式提出这一政策建议。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趋势；延迟退休年龄不搞“一刀切”；弹性退休制并非没有边界,退休年龄会有上下限；今明两年应该会进入立法程序。
弹性退休制的最大特点是有弹性空间,公民拥有选择权,即采取自愿的原则,让公民在制度框架内自行选择自己的退休年龄。但如何把握这个弹性?如何具体操作?还需要科学设计。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弹性”,不仅是选择的弹性、年龄的弹性,还有退休方式、退休待遇等方面的弹性。也就是说,弹性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全面考虑。
以“选择的弹性”为例,对不同人群需要区别对待,既可以赋予技术型人才(如医生、教师、科技人员)退休年龄选择权,也可以赋予民营企业员工退休年龄选择权,但不能赋予权力人群退休年龄选择权,如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因为这些公共岗位不仅待遇高,而且权力大,很多公职人员自然愿意多干几年、延迟退休。因此,应限制权力人群的选择权。
对于弹性退休制,有人表示“体制内乐了,体制外哭了”。这说明弹性退休制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即退休不公。而要想让弹性退休制获得普遍支持,关键在于改革退休双轨制,即让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享受公平的退休待遇,包括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等。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只看到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没有看到另一种必然趋势――改革退休双轨制。
再比如“年龄的弹性”。学者吕井海建议,我国退休年龄应以延长5年为宜。显然,即使延长5年,也不能搞“一刀切”,不仅要对不同工种设计不同的延长年限,而且要考虑个体因素。比如,家庭原因、身体原因等。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分地区、分行业、分人群实行不同的年龄弹性,以体现出制度人性化。当然,弹性需要刚柔兼顾,不能让一些人钻空子。
更重要的是,弹性退休制提供了弹性空间,谁来掌握弹性的尺度。尽管制度上可以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延迟退休年龄作出安排,但制度设计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制度执行过程中谁来具体掌握弹性的尺度,能否公平公正进行裁决,尤其需要重点考虑。该把这项权力交给用人单位还是赋予各地人社部门?如何来监督这项权力?究竟谁来监督?都是关系到弹性退休制公平公正的大问题,需要统筹考虑。冯海宁
“多干五年”会增加就业压力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3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假设我国平均退休年龄延长5年，每年可能会涉及上千万人。一方面巨量岗位无法腾出，另一方面又很难通过新开发岗位等方式来化解。这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意味着今后养老金积累的困难，其结果是当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进入老年后，其养老问题将会成为更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应该运用市场机制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共有三大支柱，分别是作为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但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不大平衡，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非常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今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说，近十年来中国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而且到去年末，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已经上升到122.23%，中国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
陈文辉说，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之中，应该运用市场机制来提高整个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效率，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并通过政府的引导，包括试点个人延税型保险养老产品等提高企业、个人参与的积极性。
《央广财经评论》，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就此带来评论：
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以基本养老、企业年金、个人养老为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但目前的现状是基本养老独大，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不平衡。多年来我们基本上只是发展了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非常落后。现在第一支柱养老资产已经将近两万亿，可是第二支柱才三千多亿，第三支柱也是非常小的。从退休收入的来源结构来看，绝大部分人的退休金都是来自于基本养老保险的，来自于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比重都非常小。
为什么有这个失衡的状况呢？第一是因为改革开放是从国企开始的，国企改革开放要求冗员、失业能够运转起来，国家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国家主导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是国民对于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作用的认识在观念上一直没有扭转过来，脑子里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国家至上，国家主导的思维方式，对市场的作用不太重视。第三个原因是近几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在社会保险领域同样也是这样。
这次税延养老保险方案已经递交到财政部，上海将可能将会成为最先试点。这个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失衡状况，但是这个缓解程度是十分有限的。我更看重的不是能够马上缓解这种失衡状况，而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国家开始重视养老保险制度当中的市场化因素了，标志着一个新的方向的开始。
在美国养老资金的总资产规模当中的比例也是这三大支柱，企业年金占比是最高的64%，最低的反而是政府养老金。美国的制度实际跟中国非常相象，三条腿的板凳每一条腿都是非常均衡的，坐在那个地方人不倒，不晃，中国这个是一条腿独大，另外那两条腿太弱了。为什么美国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三条腿板凳的制度这么均衡呢？那么是因为他们在应对老龄化的进程当中，他们立法先行，他们在70年代就开始改革它的职业年金的立法了。第二他的国民特别喜爱市场制度的因素，因为他们得到实惠了，我们没有得到实惠，大家喜欢的还是第一条腿，国家的那一条腿，可是这条腿的来源还是有限的。
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是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1.7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
在老龄化加剧形势下，养老金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养老金缺口有多大？中国银行发布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指出，按照测算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延迟退休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专家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本该拿养老金的人不仅不用拿，还会继续缴纳养老金，从全国来看，这样做可以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
中国老龄化速度世界第一 老年人口超一亿
在学界，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由来已久。而对于公众而言，广泛的关注可追溯到2010年。2010年，国新办发表报告称，2035年，我国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老龄化意味着人口老年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也同时意味着劳动投入的减少。
郑秉文介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其中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
中国老年人口超一亿 养老金缺口到底谁说了算
纠缠于养老金到底有无缺口、缺口究竟是多大，并不是公众的无理要求，实是基于养老金的现实追问。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近日在上海表示，近10年来中国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超过1万亿元，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而且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到2011年末已上升到122.23%，中国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
中国人的“养命钱”似乎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各种说法、各种数据层出不穷，让公众大有“雾里看花”之惑。不久前，坊间热传一份《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适逢“延迟退休”的说法风行，人们便很容易将延迟退休与养老金的巨额亏空联系在一起：要延迟退休，是因为养老金出现了巨大缺口。
不了解养老金的人确实被这个数字吓了一大跳，如果缺口高达18.3万亿元，那养老制度岂不是面临着破产的可能?好在几天后，人社部就出面澄清，并拿出刚刚公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很有信心地表示，去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一说结余1.9万亿，另一说到明年缺口高达18.3万亿元，反差之大，实在让人不明就里。而保监会又含糊其辞地表示缺口确实非常大，到底有多大，却又闭口不提。
我们宁愿相信18.3万亿元的缺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因为从现实出发，明年不存在发不出养老金的情况。但鉴于养老金的缺口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制度设计本身，一是人口老龄化，再结合保监会副主席说“我国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到去年末已上升到122.23%”，以此来判断养老金的缺口之大应该顺理成章。
其实，纠缠于养老金到底有无缺口、缺口究竟是多大，并不是公众的无理要求，实是基于养老金的现实追问。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包办劳保制，转制之前，职工不用缴纳养老保险，这就造成当下的一种局面：以前没交钱的人只得挪用后来者缴纳的养老金。于是正在缴纳养老保险者必然担忧：我们的钱被用来支付别人的养老金，今后我们的养老金缺口该如何解决?
尽管国家财政补贴可以填补个人账户的亏空，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财政补贴
不可能无限地“填空”，于是延迟退休年龄便提上日程。像昨天有新闻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然而，问题在于，当公众对养老金缺口都不知情，又有什么理由强推延迟退休以填补缺口呢?
养老金制度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双轨制。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而个人则只能依靠自己的账户，显然，这种制度设置本身也是缺口原因之一。而当双轨制依然存在，推迟退休年龄便很容易制造第二次社会不公，遇到反弹也是在所难免。
有专家为我国的养老金制度算了一笔账，最后得出结论：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虽然看起来很有点危言耸听，但至少表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而不能短视地只把眼光放到延迟退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