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人类的将来的工作—— 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复活， 歪扭的事能够重新调整。
而实际上，人的生命是不可逆转的，正如这个世界不可能复活，歪扭的事也不可能重新调整。
其实，早在1920年代，冯至就写了许多有关死亡的作品。他多次写到对母亲的死的悲痛，如《秋战》、《“最后之歌”》等等。但那时关于死亡的诗歌，更多的是对死亡的悲哀，对死亡的抗拒。此时的关于死亡主题的诗歌，诗人已深刻地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是生命的本然性处境，他甚至努力想超越死亡（后面将谈到）。
但是，冯至的悲剧眼光和对生命观照的悲剧意识，并未使冯至走入悲观主义—— 他尽管意识到生命的渺小与短暂，但他并未放弃奋斗，他从鼠曲草的渺小中看出了其高贵，从小昆虫短暂的生命过程中，认识到生命的辉煌。他尽管深刻地体认到生命的孤独，但他此时体认到的是一种“高孤独”，也就是一种“静默”的美学境界，他更多的是从人的生命孤独存在中认识到，人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独自承担一切，即冯至所谓“一个人对着一个宇宙”。尽管他认识到生命是虚无的、无法把定的，但他对生命的认识并未堕入虚无主义，他还是希望他的这些诗歌能够“像一面风旗/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第27首）。尽管他认识到生命充满苦难，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期待那几只初生的小狗将那一次“领受光和暖”的经验“融入将来的吠声，/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第23首），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深夜”里，但我们也要在黑夜里努力创造“光明”（这让我们想起了一首著名的朦胧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人和一些仁人志士努力“担负着工作的辛苦”（第19首）。尽管他认识到生命的必死性这一悲剧性现实，但他更愿意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转化，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甚至是生命的辉煌，也就是说，在冯至眼中，他看到的死亡更是一种超越：首先，死亡指向生与死的统一性，它超越了时空；其次，超越是指向知识的圆满和智慧的妙悟、真理的降临这一意义的；再次，死亡超越是指向爱与美的完满境界的[9]。
正是由于冯至的这种努力，所以，尽管《十四行集》中处处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悲剧性观照，但其中的悲剧色彩并不强烈。在这里，冯至还坚持了、甚至发展了他早期诗作的一大优点：感情的节制，不外露，内向、沉潜的语言表达方式。 另外，冯至采用的十四行诗这一外来的格律体诗歌形式，也有利于情感的节制。十四行诗的结构“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形式错综而又整齐，韵法穿来穿去”，这便于诗人把主观的感受和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藏着深厚的感情。一句话，十四行诗这种形式是宜于表现沉思的诗的，其容量和结构也正适合表达一段完整事件和思想。也就是说，十四行诗在起、承、转、合中，繁复变化着的韵，起着既引导情感又平衡情感、节制情感的作用。 冯至的两首同题诗——《威尼斯》
高恒文
冯至的《十四行集》中有一首诗题为《威尼斯》，是其中的第五首，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此之前，冯至还有一首诗，也是题为《威尼斯》，因为这首诗从未收入过冯至的任何一本诗集，因而鲜为人知。并且，这个问题涉及到冯至创作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不仅仅是史料钩沉的问题，故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1983年第8期《文艺报》上，冯至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癸亥到癸亥年——怀念杨晦同志》。杨晦是冯至1923年认识的老朋友，曾共同创办《沉钟》周刊和半月刊，同为“沉钟社”成员。冯至在这篇文章中说，杨晦“对我影响最大，使我获益最多的”。其中，还说到一件与冯至的创作密切相关的一件事，为了下文的讨论，我们将这段文字照引如下：
1930年10月到1935年6月，我在德国学习，杨晦曾写信给我，说要抓紧这个机会，认真读几年书，不要沾染当时一般留学生的习气。在这些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的诗歌和梵诃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我在1935年9月回国，在上海首先见到杨晦，当天晚上，没有交谈多久，他就给我以当头棒喝:“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晴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这时他已起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在上海参与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后来我回到北京，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他读到了，立即写信给我，大意说“你的诗在技巧上比过去成熟些了，但是你的诗里对待事物那种冷冰冰的态度，我读后很不舒服，我不希望你写这样的诗。”
这段话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冯至肯定了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诗歌的影响。我们知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冯至解放后一直讳言这个问题的。只不过这里仍然是以否定的态度谈到这个问题，直到90年代初冯至在《外来的养份》一文中，才以肯定的态度谈论这个对他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全面而细致地论述了存在主义哲学与里尔克的诗歌对他的重大影响。第二，
1935年他在北平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我们也知道，从1930年10月到1935年6月，在德国留学期间，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并且一直停止到1941年底写作《十四行集》为止，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里所说的这首诗，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因为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冯至第一个阶段(20年代)和第二个阶段(40年代初的《十四行集》)之间的某种联系与变化。第三，从冯至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杨晦对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诗歌的影响和他写的这首诗，都持批评态度，并且批评得十分严厉，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上述两个问题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1935年发表的这首诗，可以与冯至受到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诗歌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冯至在上面一段话中说到的那首诗，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一首题为《威尼斯》的诗。对此，我们可以从冯至的夫人姚可崑的回忆录《我与冯至》中得到证实：
他(按，冯至)忽然有一天写了一首关于威尼斯的诗，发表在《大公报》12月(按，指1935年)上旬某日的副刊上。正巧那天《大公报》有触犯北平当局的报导，禁止在北平出售。冯至也没有留底稿，那首诗像是石沉大海，他再也没有看到。不料却被上海的杨晦读到了，他写信给冯至，大意说：“你的诗在技巧上比过去成熟些，但是你的诗里对待事物那种冷冰冰的态度，我读后很不舒服，我不希望你写这样的诗。”这句话后来冯至在纪念杨晦的文章里也引用过。〔引自该书第53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此外，我们查阅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冯至回国初期的《大公报》，果然在其《文艺副刊》上找到这首诗——《威尼斯》，时间是1935年12月。并且，这期间冯至只发表了这首惟一的诗作。
根据冯至的回忆录，杨晦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他很尊敬杨晦。那么，既然杨晦写信希望他不要写“这样的诗”，杨晦的批评对冯至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我们就说到冯至《十四行集》中的那首《威尼斯》了。对比这两首同题诗，应当说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好切入点。我们先看写于1935年的《威尼斯》：
无数寂寞的岛屿
织就了一座美丽的城。 它是理想世界的缩影—— 其中的人们，寂寞，孤零。
彼此通消息，这边是
一架桥梁，那边是窗对着窗—— 此外家家都开起门，紧抱着 几百年的隆替兴亡。
水街上是这般宁静，
一任远来的行人仔细倾听; 傍晚穿过长怨桥下，只依稀 听见了叹息三两声。
再看写于1941年的第二首《威尼斯》：
我永远不会忘记 西方的那座水城， 它是个人世的象征， 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 一座座都结成朋友。 当你向我拉一拉手， 便像一座水上的桥;
当你向我笑一笑， 便像是对面岛上 忽然开了一扇楼窗。
只担心夜深静悄， 楼上的窗儿关闭， 桥上也断了人迹。
比较上面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文体上的变化外，诗的思想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传达这种思想主题的主要意象、以及基本词汇、语句，都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从第一首到第二首，冯至只不过把原来的格律严谨的诗，改换成了十四行体的诗，而这又显然是与《十四行集》的全体作品的统一诗体有关。这两首《威尼斯》，其思想内容明显与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诗歌有密切关系。个体的“寂寞”与人类的交往、沟通之间的关系，亦即人的“存在之处境”，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命题之一。冯至在德国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并且选修过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课。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存在处境是孤独而寂寞的，但人又是不可能单独到达“存在”的“本真的存在”，而“真理就是把我们联系起来的东西”(汉斯•萨内尔《雅斯贝尔斯》，程志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这首诗与里尔克的关联也是很明显的。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摘译)》中，里尔克一再强调一个中心思想——“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与物”；“我们必须能够回想”，“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第50-5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冯至的这两首《威尼斯》典型地体现了里尔克的这个思想，留学期间游历过的这个西方名城，一直留在冯至的记忆中，1935年为它写下第一首诗，到1941年又写下第二首诗，“观看”与“回想”，才有了这两首诗。而在《十四行集》中，第十六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更是集中体现了里尔克的“诗是经验”的思想，也可以和冯至的两首《威尼斯》，对照起来阅读。这首诗云：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总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两首《威尼斯》都有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第一首诗一发表就受到杨晦激烈批评的原因所在。更重要的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第一首《威尼斯》到第二首《威尼斯》(以及整个《十四行集》)，其间经过了6年时间，冯至的创作思想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还处在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的影响之下，也就是说，杨晦的激烈批评，并未对冯至产生多大影响。事实上，此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旁证材料，证实这个结论。除了冯至四十年代的创作，如《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的部分作品、小说《伍子胥》等等之外，1936年冯至发表的散文《里尔克——为10周年祭日作》，就是对里尔克的热情称颂，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11月，当时冯至正在上海的同济大学教书，和杨晦交往频繁，并且也是写于杨晦对他的第一首《威尼斯》批评之后。1943年冯至发表了《工作而等待》，1946年发表了《决断》，这两篇散文中同样回响着存在主义哲学与里尔克诗歌的声音。冯至暂时放弃存在主义哲学与里尔克，是在1949年之后，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大环境，与杨晦没有多大的关系。 总之，两首《威尼斯》是个有意义的话题。一般都把1941年创作《十四行集》当成冯至的第二个创作阶段，也是最大的创作高峰，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一首《威尼斯》看作《十四行集》的一个先声，预示着《十四行集》的思想主题；同时，第一首《威尼斯》格式整齐，结构严谨，韵律的安排也颇为整饬，和冯至第一阶段以自由体诗为主的艺术风格不同，也可以看作是《十四行集》那种严谨的格律诗出现的一个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