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的合流·定稿(2)

2018-11-27 19:35

之文化,与历史上某人群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又使此文化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学者以此强调该人群的历史‘延续性’。人群的文化一体性与该群体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则被认为是构成一个‘民族’的要件之一。这样的看法,无法解释所谓‘一体’文化下的差异以及文化传统的变迁,也就是忽略了‘文化’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各次群体间的变化。”①

要而言之,作者认为:“所谓‘共同文化’,无论如何皆难免涉及该社会中的两性、世代与阶级等社会阶序性权力关系。因此将这些羌族文化视作一种‘文化展演’,或可弥补将之视为‘客观文化现象’与‘主观文化建构’之不足。”②

总体而言,正如王明珂先生自己所言:“在哈佛时,我修课大多在人类学系,很多概念都在那时建立起来。我觉得,在哈佛人类学系我受到的最重要训练是读民族志,或民族志式的阅读习惯。”③事实上,王先生《羌在汉藏之间》的创作十分注重使用概念来展开自己的思想,并注重在使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归纳与演绎,从而实现必要的理论抽象。这一点不仅充分体现在本书三篇十章内容的方方面面,更集中体现在本书前言、结语和各章导论之中。特别是王先生“历史心性”的概念集合运用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具有后现代性与复杂性哲学意蕴的新概念。

三、《羌在汉藏之间》基础理论方法述评

方法的演进是理论发展的前导和内在条件。演进了的方法不仅能够推动理论

的创新发展,而且方法在理论发展的关键点上往往能够促动哲学与历史观念的更新。笔者认为,王明珂先生一系列著作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其认知历史的观念较前人更为综合妥贴。具体而论:

首先,“对于什么是‘历史’,王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把‘历史’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指真正发生过的一些自然与人类活动过程,即传统历史学所力图重构的‘历史事实’;另一部分是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像来表达,对于过去的选择与建构。正是通过这种选择与建构,族群确立着自我或清晰或模糊的边界,从而确立自己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中的地位。”④不仅如此,王先生的研究加入

①②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9页。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1页。 ③

张原等:《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历史学家王明珂专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第45-55页。 ④

陈心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评王明珂新著<羌在汉藏之间>》,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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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时间考量的向度,善于从变化的历史角度动态地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使其研究在纵深方面能够给读者以清晰概要的辩证智慧。对此,我们从王先生《羌在汉藏之间》结语中的一句话便可意会妙悟:“‘文类’反映与建构‘情境’。在此,‘文类’的转变,也反映与造成新的‘情境’。”①

其次,王先生认为:“在方法论上,《华夏边缘》中我只是在族群研究里用社会记忆理论。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用文本分析来理解、诠释社会记忆,并以此理解一种流行于羌族中的历史心性。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我更进一步以历史心性、文类、结构化叙事情节等文本结构为分析框架,来理解华夏形成、发展与变迁的整体情境。当然我希望读者不只是把它视作一个‘民族史’的新研究。这样的分析方法对一般史学是有贡献的。”②由此显见,作者思维方法的演进与理论逻辑的展开一方面得益于于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Barth)“族群边界理论”;另一方面,得益于源自哈伏瓦斯(Maurice Halbwachs)“集体记忆理论”的“社会记忆理论”。进而言之,笔者认为其整个理论与实证分析在方法论上是建构在后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上的。

再次,《羌在汉藏之间》不仅能够深入微观实际,进行细致入微的田野实证,更能从宏观上进行理论论证与概念运动。对此,有学者在对该书的书评中这样论述道:“历史的多层次性与话语的竞争性映射出某种社会本相的分化性存在——并且往往是一种等级化的存在,而正是在这一核心理论预设之下,台湾人类学者王明珂利用其‘族群边缘’理论对‘羌族’这一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族群的历史与现实及其变迁状况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研究,在他的阐释中,我们始终能够发现历史人类学在面对话语符号与社会本相时的开拓性视角。”③

综合来看,结合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中的观点:“我所谓的‘民族史边缘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一种对‘族群’的定义上:‘族群’被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语言、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族群范围),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而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在多层次的族群认同中,民族是最一般性的,最大范围的‘族群’。”

有鉴于此,笔者发现王明珂先生的两部力作——《华夏边缘》与《羌在汉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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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10页。 张原等:《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历史学家王明珂专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第45-55页。 ③

哈光甜:《区分与变迁——简评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220-228页。 ④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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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所采用的巴斯“族群边界理论”之思想源头可以在德里达于1972年发表的《哲学的边缘》中找到痕迹,德里达在针对语音中心和文字边缘的区分和对立所做的解构性研究中,使用与王先生和巴斯先生相同的研究手法,他试图在哲学的边缘处发掘中心意义,在逻辑的语言中找出对修辞和隐喻的依赖。

更进一步,笔者发现,巴斯先生在对德里达的评论中说明了王明珂先生与梁文道先生观点的立论思想来源:“意义的意义,无限的蕴意,从能指到能指的无限的无限指向,它的力量在于纯粹的、无限的多义性,他给予所指的是无滞留的、无休止的意义,他按照自身的方式活动,不断地意指和区分。”①读完这段文字,再来看王明珂先生的观点:“这个主观族群或民族范畴的形成,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在掌握知识与权力的知识精英之引导下及推动下,人们以共同称号、族源历史,并以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来强调内部的一体性,阶序性,以及对外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人。”②以此类比,我们亦不难发现梁文道先生的观点:“族群与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条件,而是人为主观地参与构想的产物。”③与王明珂先生的相关阐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读罢《羌在汉藏之间》,笔者认为,溯源性研究注重民族与族群研究的客观先在性,而边缘性研究则注重研究主体的主观构想性。二者分别作为内涵型研究范式和外延型研究范式共同存在,均有其理论价值,应该将二者统一起来研究民族与族群问题。时代呼唤主位与客位研究的合流。这一点,也正是王明珂先生所主张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此一问题上,我们更应期盼的是‘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与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④而此二者在研究方法层面的真正合流,在笔者看来需要后继研究者从哲学高度明确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对象。只有这样,诸多相关研究中的困顿和矛盾才能迎刃而解。

结 语

所有学科的理论和观念都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今日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昨天,今日之理论恰又孕育着未来理论之方向。本篇论文是笔者受到费孝通先生于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如

①②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③

梁文道:《常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④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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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讲话的感召而完成的:“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①现将这段话作为本文结语再次呈现,谨与潜心学问的世间诸君共勉。

参考文献

[1]杨圣敏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2]梁文道.常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5]施正一.广义民族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10]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1]张原等.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历史学家王明珂专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

[12]哈光甜.区分与变迁——简评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J].社会学研究,2007(1). [13]陈心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评王明珂新著《羌在汉藏之间》[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1).

[14]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15]施琳.论西方民族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轨迹[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1).

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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