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中说：“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邓小平的看法。1931年4月29日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变之爆发。”“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说：“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有关AB团的注释作了重大的原则性修改：第一版的注释：“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塞维克）的缩写。”第二版的这条注释改写为：“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O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富田事变”是这样分析的：“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受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肃?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这些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分析和论断，有力地证明，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应该抛弃的。
最后，忠心祝愿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此为鉴，把中国人民带向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