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宗教与诗性新民
冯友兰曾经指出，清末康梁肇始的维新变法实质是立教改制运动，“西洋人有教，何以中国无之?岂中国为无教之国乎?”86于是自西汉后沉寂两千年的今文经学，遂在康氏之手重新阐发以立孔教。直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这场立教运动宣告失败。佛教在西汉时就已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禅宗兴起引庄入佛，佛教就被中国化了。中国的士大夫对于佛教始终有抵触心理，因为佛教的出世态度与儒家经义和宗法制度都难以相容。宋明以后理学兴起改革儒学，受到了禅宗的影响，但总体乃是儒家哲学对佛教的一种应对。佛教虽然在中国繁盛至今，却一直不能得到知识界的有力支持。
刘再复对于《红楼梦》的释读中纠缠着两条主线：一是来自五四新文化的经世理性和启蒙关怀，一是来自禅宗的破一切执、色空观和不二法门的宗教观照，但却没有找到将这二者有机统合的结点。他表示了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情有独钟，认为蔡元培、胡适、周汝昌、俞平伯研究红学都是使用考证的方法，而他的“红楼四书”采用的是禅宗悟证的方法，确切地说是心灵悟证。87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悟书，第1回空空道人所说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就是对佛教宇宙论的发展，其中在色、空之外出现了“情”的中介。从“情”入手，刘再复明确提出，曹雪芹创立了一种第三宗教，“一种非典型的另一形态的宗教”，88一种“有信仰、有崇拜、有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但没有神的赐福与许诺的宗教”，一种情感的宗教。89在他看来，慧能以后的禅宗，就是一种涤尽宗教狂热、神灵偶像、神灵启示和神灵救赎，但却存留了佛教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存留了佛性信仰和佛性本源、存留了启迪个体生命自明自救的神秘意识的第三宗教，《红楼梦》则是这种第三宗教的文学表现，“《红楼梦》的?创教?其实是禅的文学化、审美化、深广化，然后自成一种以女儿为偶像、以情感为本体的意味( 感悟) 体系”。90而“爱博而心劳”(鲁迅语)的贾宝玉就是这种第三宗教的先知：
贾宝玉满身佛性，不仅是性情中人，而且是性灵中人。他的性灵，不是小性灵，而是大性灵。性灵小则表现为聪慧灵气，大则表现为与天地相融，与万物同心的浩然之气、齐物之气、大慈悲之气。《红楼梦》的性情、性灵都呈现为一种精神气象，领悟《红楼梦》就要领悟出这种看不见的但可以意会到的大气象。贾宝玉身上就有这种气象，所以我把他视为准释迦、准基督。91
贾宝玉的身上集合了佛家慈悲精神所能体现的一切优良品质，贾府里唯有他能发现女儿国的诗性生命，能真正尊重女性的生命本真价值，并与她们同悲欢共歌哭，他还无差别地爱一切人：
他有一颗与林黛玉的心灵相通相知的大诗心，……这颗诗心爱一切人，包容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他不仅爱那些诗化的少女生命，也包容那些非诗、反诗的生命，尊重他们的生活权利，包括薛蟠、贾环，他也不把他们视为异类。……贾宝玉心里没有敌人，没有仇人，也
没有坏人，他不仅没有敌我界线，没有等级界线，没有门第界线，没有尊卑界线，没有贫富界线，甚至也没有雅俗界线。这是一颗真正齐物的平常之心，一颗天然确认人格平等的大爱之心，一颗拒绝仇恨、拒绝猜忌、拒绝世故的神性之心。……贾宝玉的大诗心，正是这样一种大包容、大悲悯、大关怀的基督之心，也是一种无分别(把人刻意分类的权力操作)、无内外、无功利的菩萨之心。92
刘再复要创立在禅宗中加入“情感”中介的《红楼梦》宗教，他没有像俞平伯那样把“色空”意象中的“色”理解为色欲之色，让“色空”回到了佛教教义的本来面目，93然而他加入的这个“情感”中介如果仅仅表征以女儿为偶像的“情感”，则显然不足以彰显《红楼梦》作为宗教的天地境界和宇宙境界。在这一点上，他的情感宗教同样暴露出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歧，即用理性的态度来创立一种感性的宗教。刘再复的好友李泽厚在他近年的哲学反思中再三申说“情本体”的概念，这种强调情感的本体论哲学显然是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逆向的，但在这个概念中，李泽厚寄托了对中国文化的希望，中国文化不是罪感文化，而是乐感文化，这种文化“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它的最高境界是“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谓尽性知天、穷神达化，从而达到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94作为“乐感文化”基础的情本体，表现为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珍惜，“对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珍惜、眷恋、感伤和了悟”。95不管情本体在哲学上成立与否，它都真正体现一种天地境界。刘再复没有选择“情本体”而是更为狭义的“情”来创立他的情感宗教，或者是因为“情本体”所由之溯源的“乐感文化”与《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相悖，但这种狭义的选择显然也不能与禅宗哲学的宇宙视角相称。
刘再复真诚的创教意图深层，是和李泽厚一样的借中国文化创造普世价值的愿望，尽管他的创教言说很多夸大矫饰之词，很多空疏和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这种视角都是中国红学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大视野。《红楼梦》一直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文学，《红楼梦》中纯粹中国语言的不可翻译性，本身就彰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层的不可通约性。如果借助宗教的中介，借助同基督教神秘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存在主义哲学、荒谬哲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代表的中国文化才有更多可能走向世界，成为人类世界性价值的一部分。《红楼梦》的情感宗教世界中存在众多诗性的生命，那是真正属于中国的诗性生命，他们的归宿却都属于彼岸世界，曹雪芹从这些生命的毁灭中体悟到了至深的悲剧精神，那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属于宇宙的生命悲剧：
《红楼梦》的哲学意味正是，人类的诗意生命应当生活在泥浊世界的彼岸，不要落入巧取豪夺的深渊之中。人生只是到人间走一遭的瞬间，最高的诗意应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林黛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返回宇宙深处的故乡时，不带地球上的浊泥与尘埃，依然是一片身心的明净与明丽，依然是赤子的生命本真状态。《红楼梦》之所以是最深刻、最动人的悲剧，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曲悲绝千古的诗意生命的挽歌。96
然而，为什么这属于天地境界的情感宗教和诗性悲剧还是要回到百年前的五四?为什么刘再复的新启蒙就不能彻底告别此岸世界的经世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