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上再加多一层主观整理的程序，又怎么可能离真更近呢？逻辑有三种基本形式：纯逻辑、归纳法、演绎法。
所谓纯逻辑，是指把所有被感觉扭曲的信息全部屏蔽掉，单纯用逻辑来推导事物。比如数学和几何学，就是运用纯逻辑思维，对抽象的事物进行推导。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数字和点、线、面。在人类所有的学识中，只有三种学问——数学、物理学和哲学要使用精密逻辑或者说是纯逻辑，而我们一般人实际上使用的是粗略逻辑、模糊逻辑和混乱逻辑。
“Ⅰ．但凡究诘知或知性的根蒂，也就是借助于纯逻辑的推理和思辨方式，譬如问：逻辑运动究竟是按照自身固有的程式自行展开呢？还是通过真空般的感知‘孔道’（恩培多克勒语）完全无我地反映着外部世界的运动程式？则究诘者必自陷于哲学上那个永劫不复的泥淖——举凡你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东西，正是你应加以证明的东西，或者说，所有你能拿出来的证据本身就是你要证明的对象，这使得一切证明都落于无效，也使得一切证伪都落于无效。除非你盲目地事先假定，你所给出的任何东西或证据都是精神源性的，或者都是外物源性的，然则你的所有证据都会立刻有效，而且足以充分自如地互相印证。但是，这样一来，你原本所拟探索的那个最基本的‘知与在’的本质及其关系问题就仍然只是一个武断。可见哲学史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在逻辑上纯属无意义，难怪维特根斯坦认为既往的形而上学统统是语言病的产物。[但这并不表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议论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表明形而上学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庸人自扰，反倒应该说，形而上学成为一门显学以及理性用智成为一种必须都提示，人类的自然生存形势及其感应依存形态正在逐步趋于危在和伪在的方向，亦即人类的求存代偿进度正在跨入一个愈来愈精神化的崭新而虚妄的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应可视为是人类智质进化的里程碑和自然感应代偿的新阶段，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随后的‘休谟陷阱’有了得以发现和化解的内在参照系。尽管这样一来，我们确实堕入了感知效应越来越失真以及纠错频率越来越紧迫的恶性循环之中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Ⅱ．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归纳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伪不能证明的偏见，然后，你还必须用这种以偏概全之知作为验证所知的根据，因此到头来依旧不过是一局彻头彻尾的武断罢了。譬如说，此一天鹅是白色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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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鹅也是白色的，于是得出凡天鹅皆为白色之结论。可你毕竟未能一一考察世间所有的天鹅而使之穷尽，因此作为一项证明是无效的。虽然如此，你还是得将上述结论作为有效证明姑且武断地接受下来，否则，你可能陷于永无所知的困境。如果有一天，澳洲的黑天鹅作为有效的证伪项亦被归纳进来，你的所知不免顷刻间崩溃，而且，为了谨慎起见，你最好不要再对天鹅的颜色作什么结论，尽管诸事皆处于这种无知状态又为你的生存所不允许。可见，归纳法是如此糟糕的武断求知之法：它要么导致误知，要么导致无知。然而你却不能因此就说，以前的误知还不如今天的无知，因为终究得靠武断的误知才使知者有知。[休谟是一个经验论者，他的‘知识源于感觉经验’之说，是对柏拉图的‘知识源于理念回忆’之说的纠偏。但他首次发现，从单称判断和特称命题的系列中不可能导出全称判断和普遍命题（一切合规律性的知识、见解以及科学理论均属普遍命题），从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是从特殊过渡到一般”的错误结论，也就是我们大家所坚信不疑的“新知来源于积累”的那种错误（是谓‘休谟陷阱’或‘休谟问题’），这给康德造成很大震动，促使康德重新思考知识的起源问题，康德后来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学说实际上就是对柏拉图理念论和休谟不可知论的一次综合，也是为遭到否定的归纳法寻求出路的一次必要而又难免含混的尝试。]
Ⅲ．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演绎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明不能证伪的偏见，而且，由于你借以进行推演的根据恰恰来自于有限的归纳，因此看起来似乎成立的证明其实不过是建立在武断基础上的武断而已。譬如说，凡天鹅皆是白色的，若澳洲有天鹅，则可得出澳洲的天鹅亦为白色之推论。单从逻辑出发，此项证明成立，然而，对于这项证明的可靠性，你却根本无从求证，即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证伪之余地。因为如果你去实地考察，发现澳洲的天鹅竟有黑种，则作为证伪这已是归纳法的证伪，而不是演绎法的证伪了。除非你借以进行演绎的根据全不与归纳相关，而是来自于所谓纯粹逻辑的公设和推导（假如神学、形而上学、几何学或数学演绎算是如此的话），然则你又不免陷入上述纯逻辑那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循环论证之窠臼。”（《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六章）
一般人对自己的感官非常相信，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们在欺骗自己，然后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对感官的高级整理。感官是对外部信息世界的虚拟，逻辑又对感官作的这些虚拟材料进一步地按照某一个固定格式虚拟，然后得到了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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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景，我们却把它叫做客观世界，岂不荒唐。可见，我们所说的世界永远是我们的主观世界，而千万不要说“客观”这个词，因为一旦“观”就已经是主观了，它离“客”就已经很远了。“客观”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至于我们的知识为什么会有效这个问题，亦即哲学上最重大和最难解决的问题，本文随后再谈。
反过来看中国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微言大义。汉字只有400个音节左右，每一个音节实际上原本只对应一个字。所以严格地讲，中国只有不到400个字。中国象形文字的使用及象形文字的具象思维方式，衍生了微言大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这导致了中国的先贤从来不在逻辑上细密推求，而习惯于宣布真理。
3、科学前瞻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讲科学，可实际上，科学是古希腊纯哲学的一个虚衍的后生产物，而诸如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更是科学衍生的使用层面的皮毛，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最浅层东西。中国人现在的文化格局，是既把国学丢个精光，又把西学只学个皮毛。那么，科学、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中国这一文化思脉中从来不产生科学？科学究竟是怎样导出的？先说一组数字：中国人从中古时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她的人口总量一直保持在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20%以上，但从哥白尼时代算起，中国人给数千条科学定律发现的贡献率不到0.5%。犹太人的人口历来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1%，他们给各科学定律的总贡献是15%以上，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比更高。
我们讲，哲学是科学之母。这个话从哪讲起呢？回到古希腊时期。先说第一个例子，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留基伯，他的弟子叫德谟克利特，他们师徒俩早在2400年前就提出“原子论”，认为万物的存在只是假象，它们一定是由一种最基本的东西组成的。这个想法，现在的中国人都可能会觉得很唐突。上个世纪，美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家盖尔曼，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他是夸克的发现者，他写过一本书，翻译过来叫做《夸克与美洲豹》，当然这本书不算哲学书。他在这本书里说，万物都是由夸克和轻子组成。可是为什么会有万物的差别呢？迄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可这个问题最早由2400年前的留基伯提出，此后19世纪末期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模型，把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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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电子的组合体命名为原子，认为这就是万物组成的基本粒子。以后科学家又发现，原子还可以再分，而分出来的基本粒子还是可以再分割的，直到现在出现夸克。可是，这研究的还是2400年前留基伯提出的原子论问题，而这个问题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它要问世界和存在和物质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毕达格拉斯。我们今天都知道毕达格拉斯是西方数学的鼻祖，可是他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要读哲学史从来都绕不过他。他奠定了整个数论体系的基础，用数学的一些最简单的方式在2500年前计算音乐——人类所使用的音律，发现了12个音律的数学关系。他是整个数学作为逻辑思维系统的笔祖，可是他一点都不认为数学是有用的。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关键点叫做“世界是数”，或者说“万物皆数”。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研究数学是为了研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他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幻象，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无终止的飘游变化中，而凡真存者必为恒存者，那么颠扑不破的数理逻辑就应当是世界的本原。这就否定了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个命题，而且显然要比泰勒斯高明多了。毕达格拉斯因此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唯理论哲学家。
紧接着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他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叫做理念论。柏拉图在他的学园门口墙上写着一行字“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因为当时不懂毕达格拉斯的数学，就不知道哲学在什么逻辑通道上运行。柏拉图认为万物都是飘忽不定的，因此不是真存，那么为什么会有真存呢？因为会有理念存在。而理念是不朽的，因此世界的本原是理念、精神、逻辑。他自己用过一个例子：木匠做的桌子总会朽坏，可为什么世界上永远会有桌子存在呢？因为有桌子的理念，存在于木匠的头脑里。桌子坏了，我们按照桌子的理念可以再造一张桌子，因此桌子永存，而这只是因为理念永存。柏拉图的本意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像桌子一样不过是一个表象，它的后面还有一个让它存在的根据，他追问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后面的那个决定它存在的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追究终极的思维方式。
紧接着，又出来了一个人物，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欧几里德。我们今天都知道欧几里德是几何学家，都认为他是科学家的一员。搞错了，欧几里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做几何学不是为了科学，更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给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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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论做证，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对的。欧几里德为了寻求所有形的本质和所有形得以存在的背后的根据，必须先找见逻辑的极点。他用了三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抽象出来的点、线、面建立他的逻辑基础，用五条在逻辑极点上的公设，推出了整个几何学十三卷。比如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这条公设用不着再拿逻辑来推导，因为它已经在逻辑的极点上，逻辑已经无法在这上面继续追究了。直到近代，黎曼把几何图形放在球面上，才出现了非欧几何，这成为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可以对欧几里德的逻辑进行修订，他的逻辑功夫就做得如此致密，可他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正确的。它在理念上能够推出一切形必须遵循的规则，尽管是三角形的山会倒塌，笔直的河流会干枯，平坦的地面会塌陷，这些规则却是恒定的、不可颠仆的。这就是哲学的第三大特征，叫科学前瞻。正是这一系列哲学追问，缔造出了后来的科学，科学就在这一类纯哲学的不断追问中逐步诞生。由于它越来越接近于实用，所以它越来越浅薄。但也因此，它越来越具有确定性。可是它的确定性，恰恰是它的疑点。
但凡人皆有独到之一见，而思想家乃有创世之构思者，也就是说思想家能够建立整个世界的逻辑模型。地心说缔造农业时代，万有引力世界观缔造了工业时代，现代宇宙论世界观则缔造了核时代和电子时代。人类的文明历来铺垫在主观逻辑的通道上，而不是客观世界的通道上。这就是思想家的份量，这就是那些做最无用的学问的人的力量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引领人类前进，而不是生产力引领人类前进，马克思的学说从根本上错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外行。正由于有了不同的世界模型，才有了不同的时代。如果这样讲，我们把整个人类史搬出来，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迄今也不过十几个而已：古希腊时代有毕达格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古典哲学史中能数到康德、笛卡儿，科学家里面我们能数的只有四个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在中国能称得上思想家的，老子算一个，孔子顶多算半个，因为孔子只承认人事才是世界。这就是被我们标定为思想家的人，他们给我们呈现世界观、宇宙观的模型，这样的人才叫思想家。
反过来看中国的思维方法的第三个特点——社稷关怀。中国人的生存形式，导致中国所有的先期智者都把精力集中在了社会和人伦问题的探讨上，因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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