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5）,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注意跟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
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供人们居住、工作、娱乐、社交等活动的环境，因此不仅内部各组成部分要考虑配合与协调，而且要特别注意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的设计师们在进行设计时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都要认真调查研究，务使建筑布局、形式、色调等跟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从而构成为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6.明清帝王陵墓主要特征是什么，与唐陵有何区别？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
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
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 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 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
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