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未停止过对她提供帮助。他总是在那儿，无处不在，在她的影子下，直到她的死的那一天。”（第99页）第四个是使居里夫人处于丑闻漩涡之中的郎之万。郎之万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居里夫妇的学生和朋友。郎之万热情开朗，善于社会交往，与自己妻子的关系却十分糟糕。居里先生死后，寡居的居里夫人与在家庭矛盾中煎熬的朗之万相互都需要情感寄托，产生了感情也在情理之中了。假如居里夫人是一位男性科学家，或者居里夫人是一位法国土生土长的女科学家，或者居里夫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更没有去竞争法国科学院院士这个职位，或者朗之万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态度坚决，这样的婚外情可能都不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作者比较了居里夫人对居里先生和郎之万的情感差异。“这是明显的，当她从此不能再爱比埃尔的时候，她爱着郎之万。她和郎之万的关系不同于与比埃尔的那种温暖的、平和的关系。在比埃尔那里，她深信自己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被一个温文尔雅的共事者所珍爱的亲爱的小女孩。与郎之万的关系是与一个靠不住的男人之间的一种强烈的、充满激情的、暴风雨般的、不时被争吵和限期打断的关系。”（第169页）
对于居里夫人感情生涯中的种种问题，吉鲁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我们要玛丽既是圣人又是殉道者。所有迹象表明，她两者都不是，总之从性的意义上不是。……当我们试图把她变成圣人和殉道者时，我们不仅伪造了她的形象，而且剥夺了她的另一面，也就是当她的私生活展示在公众面前时，这个沉默寡言和谦卑的女人所陷入的内疚的经历和戏剧场面。”（第99页）
其次，吉鲁者要给出镭的发现的另类科学史。她认为，早期科学史对镭发现的描述可概述如下：“比埃尔和玛丽居里一起在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工作，但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并发现了镭。多亏比埃尔在妻子帮助下做出的这个发现，癌症就有治了”。（第79页）从这段描述可得出的结论是：居里夫人处于发现过程的从属地位，镭的发现的科学意义被减低成了一种医学手段。
在描述居里夫人的科学贡献时，作者试图改变以往人们把居里夫人当成居里先生的助手或者配角的印象。也就是说，作者在描写和评价两人做出的有关放射性和镭元素研究的科学成就时，把居里夫人放在了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居里先生的某个位置上，尽管两人合作时的学术成就和地位相差甚远。当贝克勒尔报告了在铀盐中发出类似X射线的射线时，居里夫人以特有的科学敏感发现这是一片研究沃土，便立即决定把她的博士论文研究集中在这个她首先命名为放射性的现象上。居里夫人率先开始组建实验室进行研究，关键设备是居里先生发明的压电石英电子计数器。她独自作出了大胆的猜测：铀矿里含有放射性强于铀或者钍的其它元素。出于一贯的谨慎，居里先生曾建议居里夫人不要急于发表观察结果。但是，居里夫人还是及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关于放射线研究的备忘录，因为“这是她的工作，这是她的假设。”（第83页，作者把“她”斜写作为强调）。被居里夫人对发现新元素表现出的兴奋所感染，居里先生才参与其中并且认为是暂时的。从此以后，两人合作研究，两人的笔迹在实验室记录本上交替出现，再也分不清究竟谁的贡献更大一些。
第三，吉鲁把居里夫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的能力放在了突出的地位。例如，作者认为“从出生开始，玛丽具有三种有利于成为优秀学生的天份，老师喜欢这样的学生。她有好的记忆力，专心致志，渴求知识。”（第9页）在她18岁时，她开始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是谁，我在这儿做什么。她或许问自己这个问题—她惟一的关心的问题—她的答案是她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第5页）在她第一次恋爱失败时，作者这样写道：“她要承受?女人的通常的命运?吗？她从未想到要接受它。她的天赋，她的学历，她的生命哲学，它具有的雄心的类型—所有的这一切使它不可能。”（第6页）作者认为，科学发现与机遇无关，机遇只是我们碰到了某个未知现象。只有知识、好奇心、直觉、胆识等结合而成的科学头脑才能将现象变成观察活动，通过观察思考现象的作用，寻找产生作用的原因。居里夫人能够对放射性现象做出有贡献的研究成就，就是她遇到了这个未知现象，有着时刻清醒的好奇心和努力探求原因的结果。
3 奎因的《玛丽·居里的一生》
Susan Quinn Marie Curie: A Life, Simon& Schuster,1995。
奎因和吉鲁的目的是相同的。她们都避免把玛丽·居里称作“居里夫人”，一是为了避免把玛丽·居里塑造成居里先生的附属，而非一个具有独立个人的形象；二是“居里夫人”也被社会公众符号化了，暗示着一个“治疗癌的科学家”和“镭发现中的工人”形象。
《玛里·居里的一生》
利用最新获得的家庭文献和私人日记等丰富资料，奎因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另一本《玛里·居里的一生（Marie Curie:A Life）》。在这本传记中，奎因告诉了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故事。从16岁当家庭女教师时夜里学习科学，到与居里先生的浪漫故事和科学合作关系，我们了解到了居里夫人的成功。奎因也用很多的笔墨描述了伴随着居里的那些挫折：居里先生遇难后的极度悲伤与绝望，被法兰西科学院拒绝后的失望，卷入到与有妇之夫的爱情生活中的尴尬与无助。奎因全方位的描述，让我们认识一个复杂的、充满激情的、才华横溢的女性。
作者也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1910年居里夫人竞选科学院院士过程。居里夫人的竞选失败是法国科学院歧视女性和排斥外国人的必然结果。早在1903年诺贝尔奖提名时，法国科学院的4位科学家签名的提名信中只提名了居里先生和贝克勒尔，完全排除了居里夫人，说是居里先生独自研究了“不同的铀矿和钍矿，并分离出了两种新元素镭和钋”，居里夫人被当成了贝克勒尔和居里先生两人的外国竞争者。这4位科学家中包括她的导师李普曼（Gabriel Lippmann）和另一位十分了解她的工作的科学家达尔波（Gaston Darboux，1910年他成了居里夫人竞选院士的积极支持者之一）。在居里夫人的问题上，法国科学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与影响力争斗的场所，而不再是一个科学贡献的荣誉殿堂，最后保守的势力占了上风，获胜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年长的男性法国科学家，尽管其科学成就和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无法与居里夫人相比。作者对居里夫人失败后的心情作了评述：“玛丽不喜欢失败。当她的发现受到挑战时，她努力战斗抵御进攻。无论她对科学院看法如何，一旦她进行某事，就喜欢做成功
此事。此外，即使它不在乎科学院的院士身份，她真的在乎她的名誉和尊严。正如在1903年她和比埃尔获得诺贝尔奖时她讨厌媒体上的所有关注与曲解一样，她这个时候一定非常痛苦，因为对她的工作知之甚少和只想搅起读者注意力的那些陌生人在滥用她的名字。”（第293页）从此之后，居里夫人再也没有去申请院士，再也没有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一篇论文。
居里夫人院士竞选失败后接踵而至的是生活丑闻。作者详细描述了居里夫人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尴尬即朗之万事件，并用大量证据证实了居里夫人与朗之万的暧昧关系的存在。作者的要披露此事的真相的勇气也来自于居里夫人的“科学活动与私人生活无必然联系”那句话。居里夫人对她个人生活掩藏很深，不希望别人来窥视她的内心生活。她少有的自谦与严肃的性格压抑着内心的渴求和忧郁，也更不为人理解而发生误解。在她临死前，她曾要求她的朋友毁掉她写给他们的信件。她力求把私人生活与科学活动分开，并在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认为科学生活与私人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居里夫人说这句话的目的在于不希望别人了解自己的私生活，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她的科学活动中。而奎因采纳了另外一种理解，道德评判区别于科学共同体对科学家科学贡献的学术评判，即使真实地揭露了居里夫人的私生活中不光彩的一面，也无损于居里夫人在科学史中的地位和形象。
奎因的结论是居里夫人在朗之万事件中选择了并非明智的做法。使居里夫人与朗之万之间的关系变得危险是这件事违背了法国的传统。当时结了婚的法国有钱男人有一个情妇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是丈夫的一种特权。只要他的情妇不抛头露面，这个男人就不会受到处罚。“而居里夫人不是一个匿名的情妇，一个有着谦卑血统要感激被有钱男人留在身边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事业、有着自己的收入、有着自己的抱负的女人。这使得她成为一个嫉妒和仇恨的目标，其他人要曝光与羞辱她。又因为玛丽·居里如此有名，朗之万的吃醋的妻子能够用向公众曝光来威胁她。”（第295页）这就使得居里夫人与朗之万夫妇的三角关系变得独一无二，而居里夫人没有理智地考虑到这一点。朗之万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后来，在妻子的默许下，朗之万有了另一个情妇。但是这次他选择了一个能被接受的类型的女人：她是一个无名的秘书。”（第331页）
在传记中，奎因强调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居里夫人的塑造（这一点与吉鲁的传记形成一定的对比，如前所述，吉鲁似乎更重视内因对居里夫人的作用）。作者认为，居里夫人的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波兰实证主义观念密不可分。波兰实证主义的特点是，一是信奉经验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二是把它当成一种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实用方法，一方面，这个观点预示了科学、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为此，作者写道：“斯可罗多芙基家的孩子在这样的思想中长大，似乎提起来不那么响亮，自然地转向实证主义事业。事实上，玛丽在她今后的一生中继续部分地生活在实证主义信条中。她苛求经验证据，相信实证主义的?所有陈述必须得到能够被检验的证据的支持。?” （第64页）另一方面，波兰实证主义者也是女性权利的热情支持者，女性独立成为一种时尚，居里夫人的独立精神受到了她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女性的影响。
奎因的意图是明显的。如果艾芙写出了在特定环境下为了特定目的传记，奎因也希望写出满足时间过去50年后的当代社会环境需求的传记，即剥去艾芙罩在她母
亲身上的神圣化与理想化的外衣，还大家一个真实的居里夫人。奎因认为，居里夫人的理想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通常，居里夫人被描写成了一个关于热忱、顽强的癌症治疗方法的探求者。她本人在描述自己的发现与镭元素的分离时，也强调的是过程的艰辛与体力的消耗，而不是重要的科学思想。回顾科学史，她的艰苦奉献精神与癌症治疗远远没有发现放射性作为原子特性的这一敏锐的洞察力重要。正是这一思想，导致了人们对元素结构的现代理解。因此，作者描述了居里夫人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成功既来自牺牲与奉献精神，更来自于对知识理解的透彻和科学直觉。
奎因认为，居里夫人的理想化是从美国女记者玛丽·梅隆尼开始的。梅隆尼是第一个能够和居里夫人亲密接触的记者，在美国发起了为居里夫人募捐1克镭的活动。在整个募捐宣传过程中，梅隆尼把居里夫人描绘成了一个的悲惨的寡妇，自我牺牲，对物质世界漠不关心，特别是贫穷。这个形象的树立并不是梅隆尼单方面的行为，居里夫人也认同了并帮助了这个形象的树立。首先，居里夫人在遭遇朗之万事件的羞辱之后受到了怀疑，梅隆尼对她的英雄崇拜来得正是时候。第二，居里夫人在战后法国的科研条件并不是太差，甚至比多数法国科学家的要好，有为她的专业设计的自己的实验室。居里夫人参与到这个贫穷神话的制造之中，为的是为实验室和研究筹集更多的资金。第三，梅隆尼把镭和癌症治疗直接联系起来是为了更好募集钱，而居里夫人知道自己治癌的贡献并非直接的，她接受的镭也是用在纯基础研究。经过梅隆尼的努力，居里夫人的形象得到了重塑。朗之万丑闻中的那个“外国女人”已被人遗忘，居里夫人变成了法国的现代女民族英雄——圣女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