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谋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輅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这正是司马迁看到下层百姓的智慧及其作用。把佣耕的戍卒陈涉推上世家的地位，当然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史记》还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品格，记述与保留了中华民族先祖的文化、文明。《史记·八书》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先民百科知识以及国家典章制度、民间风俗礼仪的变迁。司马迁是太史令，是历法专家，参与制订太初历。在《天官书》里记载了许多星体、星座，并说明它们出现的时间与运行的情况；《平准书》记载了西汉币制的演进；《河渠书》记载了兴修水利及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况；《礼书》记载了礼仪的变化过程。在《史记》里出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意识，认识到匈奴民族寻找水草而迁移的习性及其由此而得出匈奴民族擅长攻战本领的原因。《史记》首创的《货殖列传》不但为工商业者列传，还记述了经商交易的情况，乃至商业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四、《史记》能以较为客观平等的态度记述当时的少数民族，展示我国古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史实；还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大一统的主张。《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在七十列传中达六篇之多，即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记载了这些民族的风俗民情，记载了他们与汉民族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不断融合的关系，甚至都是黄帝子孙的意思。例如，《六国年表》有“禹兴于西羌”而后为夏之祖的记载；《秦本纪》中的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对于非中原地区的列国，如南方的吴国，“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东越列传》）《史记》的这些记述，显然表明中国本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意思。
三、《史记》的进步倾向
第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入史传者讳；记述君王，不但隐其恶，还当虚其美。这就是《史记》以外的其他史书的共同倾向。但是《史记》却不是如此，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尺度，能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的视角，展示传主的“真人”面貌。平民百姓是如此，帝王将相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如此，当代的君王也是如此。司马迁对这些帝王，既写他们的功绩与作为，也写他们的缺失与不足，甚至暴露他们的残忍与暴虐。刘邦在推翻暴秦，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强盛国力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星相术家大谈阴阳五行之学，把开国君王刘邦渲染成君命天受之人。司马迁则不信这一套，把刘邦当常人写。既写刘邦的深谋远虑、从善如流、坚忍不拔而在夺取政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写他市井游民甚至歹徒的品性。刘邦起事前，游手好闲，不事产业，曾被父亲责备为不如老二（刘邦行三）勤治家业。取得天下后，修好宫殿，大宴群臣。当众臣之面，翻起老账，责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今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叔孙通制定朝仪，引群臣礼拜，竟说“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也”，这两例体现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司马迁特别用了它篇“互见”的手法，对刘邦的丑行作了无情揭露。在《项羽本纪》中，记述刘邦在项羽军追逐下，为轻车逃命，几次将自己的儿子孝惠、女儿鲁元往车下推，几次被车夫“收载”。一次项羽被围，军粮断绝。项羽以杀刘邦父亲作要挟，刘邦竟然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不完全是无赖吗？在《淮阴侯列传》里，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深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政权，翻脸不认人，残杀功臣的狰狞面目。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帝王不予讳饰，对当代的帝王亦是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说曾作《今上（指武帝）本纪》，而今见的是《孝武（即武帝）本纪》，可能因触忌太多，已被改写。但是，司马迁还是通过它篇互见的手法，给予巧妙的讽刺与揭露。在《封禅书》里，记述了汉武帝的愚昧昏庸、荒唐滑稽；在《平准书》里记述了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在《酷吏列传》里，通过对酷吏行为的反映出武帝、以及武帝的统治。杜周治狱，“上所挤（打击）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现）其冤状。”（为释狱准备）
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法令，立春后不能用刑，竟遗憾地说：“嗟乎！令冬月益展（延长）一月，足吾事（刑人）矣！”这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吗？司马迁冷峻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对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的揭露自不待言。项羽的悲剧遭际，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共鸣，倾注了自己的同情。但是，司马迁并不因此而有所讳饰。还是揭露了他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妇人之仁。
第二，同情人民的反对强暴的斗争。历来统治者把老百姓的反抗称为“作乱”，把作乱的百姓称为盗贼。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历史上的老百姓反抗强暴的斗争持同情歌颂的态度。把陈涉列为“世家”，这从别的封建朝廷的的史官说来，简直匪夷所思。司马迁还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秦失其政而陈胜发迹。”把陈涉已视为与汤武同列。司马迁的反暴政的人民性倾向，使得历史上的反暴政的志士成了《史记》中歌颂的对象。《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等，司马迁都作了热情的歌颂。《史记》还热情歌颂游侠之士铲除暴虐的正义行为。讴歌爱国志士和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司马迁对屈原爱国遭冤、怀石自沉充满同情。《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泪，想见其为人。”字里行间，充满景仰与同情。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充满激情讴歌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在《李将军列传》塑造了一个热爱士卒、身先表率、勇敢善战、清廉正直的爱国将领。这些鲜明的倾向充分表明了《史记》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史记》人物传记的巧妙安排与叙事线索
第一、传主的选择以尊重历史为依据。《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第二，《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 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
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三，《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 、《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史记》的叙事善于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第二，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 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 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第三，《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
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 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 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三、《史记》善于处理复杂的场面，显示出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
第一，司马迁善于运用多种叙事方式，来处理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条理清晰，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第二，《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四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人物刻画。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 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在人物形象刻画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一、善于选择与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与环境，突出表现传主的主导性格。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就表明司马迁对纷繁的历史事件，是从叙史与传人的角度精心认真选择的。蔺相如的形象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忠主导下的智、勇、义。而作者选择叙写的“完璧归赵”正反映蔺相如的忠与智，“渑池之会”反映蔺相如的忠与勇，“负荆请罪”反映蔺相如的忠与义。李广以勇武闻名于史，以“数奇”同情于人。司马迁在其“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
选择了“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随卫青击匈奴”四次叙写。前三次极写其英勇无比，战功卓著而不及封侯，已隐其“数奇”；第四次统帅卫青徇私贪功，不允李广先锋之请，反令李广远饶东道接应，李广迷路，未能及时赶上，致使不能擒获单于。卫青责罪李广，李广不愿受辱而“自颈”，一代名将就此殒命，其“数奇”令人慨叹。在司马迁精心结撰的《项羽本纪》中，着重描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桩事件典型而深刻地展示了项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三部曲。这些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选择典型事件的艺术匠心。而从鸿门宴一节的叙述，又使我们窥知司马迁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利用典型环境塑造人物的技巧。从宴前的决定“击破沛公军”，到接受刘邦“臣之不敢倍（背）德”的谢罪；从趁谢罪之机以瓮中捉鳖的决策到被刘邦花言巧语的迷惑导致临机措手的犹豫；从项庄樊哙对舞的剑拔弩张到刘邦如厕“间（趁小路）遁”的烟消云散，仅通过筵席的场景把项羽的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既匹夫之忍又妇人之仁刻划得深刻形象。还把刘邦的虚伪狡猾、张良的机智从容、樊哙的粗鲁勇敢、范增的深谋远虑的性格得以展示。又如“荆轲刺秦王”的环境描写对荆轲品格的衬托：在“易水送别”一节，“至易水之上，既祖（祭祀祖先），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通过这一环境烘托，其慷慨悲壮，油然而生。而“秦廷惊变”一节，舞阳色变振恐，秦臣怪而异之，荆轲顾笑解释，已是先声夺人。接着是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扯秦王袖，右手持匕首逐之；秦王一边环柱逃走，一边拔剑未出；群臣惊愕，提示秦王负剑再拔；侍医夏无且举药囊击轲，方使秦王拔剑击轲。此等场景，如现目前。荆轲的悲壮舍生，越发感人。
二、渲染细节，雕琢对话，精细刻划人物的个性
这是文学的艺术手段，司马迁运用得炉火纯青。陈涉的佣耕之叹可见其素有大志，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可见隐忍在成大事中的作用，韩信受胯下之辱以见大丈夫能屈能伸，张汤审盗肉之鼠可见其日后审人之残酷。写士兵“乐从李广”，只“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尽见其因；写周亚夫治军，只“已而至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毕现其严。至于对话描写，鸿门宴张良招樊哙，樊哙只“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足见其忠勇拼命。范增怂恿项庄刺刘邦，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以明刺刘之重要；及至刘邦逃脱，只作如下改：“吾属今为之虏矣！”其懊丧之情，溢于言表。韩信平齐，欲代齐王，有以下一节：
（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 不为假（暂时代理）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
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其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韩信贪婪于齐王位，以冠冕堂皇之言要挟刘邦封他，野心可见端倪；刘邦自是洞若观火，故而大骂。张良、陈平权衡利弊，附耳建言。汉王亦悟而速改以“复骂”，表示前骂意在亲昵！短短一段的细节与对话，把韩信的贪婪与机诈，刘邦敏捷与虚伪，良、平的审时度势刻划得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