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所以公众在舆论面前根本无法辨别事实真相，很容易受到这种舆论的操纵。 2、用实用主义视角来观照舆论
实用主义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李普曼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7〕(p.96)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
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大众媒体所宣扬的“客观、公正和真实”理念提出质疑。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的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8〕(p.234)
《公共舆论》彰显了李普曼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地位
在《传播学史》中，美国传播学教授E·M·罗杰斯在梳理“议程设置”理论的历史线索并追溯其中的主要贡献时，李普曼就被安排到开创者的交椅上。“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的工作方面”，罗杰斯说，李普曼“与拉斯韦尔是同一类的学者”，甚至“就大众媒体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学者，他开创了今天蓬勃发展的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传统。”他还有保留地表示赞同彼德斯的观点，从大众媒体与民主体制的关系，大众传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和李普曼。不过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眼里，李普曼及其《公众舆论》
的位置显然比这要重要得多。比如詹姆斯·凯瑞就下过这样的结论，《公众舆论》是美国媒介研究的奠基之作。彼德斯则进一步以为，至少从理论的视野，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只是李普曼《公众舆论》的一系列脚注。
复旦大学传播学教授黄旦认为，就传播研究变化的具体路线而论，李普曼是不能缺席的。之所以如此，在于《公众舆论》中的观点与后来大众传播研究的联系，更在于李普曼是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建立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缺少了这一环，整个变化，尤其是其中的偏移，就难以具体展示。正因为如此，黄旦教授认为，罗杰斯在其所著《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一书中所勾勒的那幅关于美国传播科学历史发展图表中，从传播观念及其研究的角度，应为李普曼添加一个位置，置于芝加哥学派和四个传播学奠基人之间，构成芝加哥学派、李普曼到拉斯韦尔等的历史链条。〔9〕
主要参考文献
〔1〕〔3〕〔5〕〔6〕〔7〕李普曼．共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J〕．复旦大学学报，1995，(3)：23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