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特点、规律及预防
在我国深入推进各项改革的新时期和新形势下，贯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需要研究违法违纪的特点、规律和预防措施。 一、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处于干部人事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体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全方位改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点。
(一)实施主体呈现团伙化、主职化、行业化的特征。 1、互相勾结团伙化。从过去以单个违纪为主发展到以团伙违纪为主。有组织的团伙性违纪、集团违纪呈上升趋势，出现查处一个、扯出一串、带出一片的现象。咸宁市纪委在查办的嘉鱼县新兴黄金冶炼厂案中，带出嘉鱼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寿继玉等人的经济问题,全案共移送司法机关4人,给予纪律处分13人。违法违纪分子从开始实施违纪违法行为，就利用工作和社交之便，以权力为基础，对上寻求保护伞，对下寻求同流合污者，组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互相保护。甚至还有一些干部热衷于与不法大款互傍，同社会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
2、带头违纪主职化。单位党政一把手违纪成为目前最常见的形态，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嘉鱼县2004年查处的一把手违纪的案件比2000年上升了2.5倍，咸安区近三年查处案件中，一把手违法违纪的件，占了64%。很多串案、窝案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展开，被卷入到串案、窝案的都是一些被“大的一把手”领导的“要害部门”的“小的一把手”，以及“一把手”身边的亲属、秘书、司机、情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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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权牟利行业化。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单位或集体的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进行“创收”，牟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形成了行业腐败。它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变法定服务为“有偿服务”的行为，以扭转亏损局面为名乱涨价以及吃拿卡要的行为，以集体名义侵吞、截留国家财政收入作为集体挥霍浪费或集体私分的行为等。
(二)作案手段呈现间接化、期权化、诡秘化的特征。 1、获利敛财间接化。违法违纪分子往往通过间接获利，进行曲线敛财。有的纵容、默许配偶、子女、情妇收取钱物，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的影响为他人谋利；有的通过情妇、朋友等第三者进行中介收受钱物；有的由亲属、亲友等参与经营生意、入股等获利等间接获取财物。有的通过价格上的低进高出买卖古董、字画、盆景等获利；有的安排打行政牌、关系牌、业务牌，变相行贿受贿。 权钱交易期权化。违法违纪分子为了规避法律得到某种利益， 2、
实行权钱的延期交易。有的利用在职时为他人谋利，在其离开现职岗位甚至退休后再收取回报的利益。如咸安区酒厂国有资产流失案中，酒厂负责人余某承诺在主管部门负责人刘某、陆某等人退休后，送给股份和聘请担任顾问。有的通过请托人先行收受钱财，到过一定时期自认为安全后再从请托人处取回。如咸安区某局原局长刘某在任职期间为某建筑老板王某谋利，先由请托人代为收取王某所送的现金3万元，在刘某到其他单位任职2年后，在觉得没有什么风险的情况下，刘某才从请托人手中取回钱。
3、对抗调查诡秘化。违法违纪分子往往在向公共利益伸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如何防备东窗事发，他们的作案手段日益诡秘、狡猾，反调查工作准备充分，反调查能力提高，都具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和对抗意识。在我们市纪委去年查办的周楚平、寿继玉、李敏华三案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抗查处的问题。特别是李敏华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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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前已做好串供都口工作，李的司机吴某、情人陈某等一系列案件链条上的人物均被串通，会计资料被篡改，就连该县肖岭乡党委书记胡某也与李敏华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
(三)违纪行为呈现出隐蔽化、智能化、灰色化的特征。
1、实施行为隐蔽化。有的不求所有只求占有。如在贿赂犯罪中
只要汽车、房产的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只要股权中的收益权不要股权，如咸安区某公司原总经理刘某为其弟购买国有资产谋利，其弟将5万元股份的分红权送给刘某。有的以借为名，行收受之实，如咸安区鄂宁饲料厂负责人王某低价出售该厂资产时，向购买人“借”款5万元。有的违法违纪分子不可靠的钱不收，事情办不到的钱不收。
2、规避责任智能化。许多违法违纪分子由过去利令智昏、不计
后果的“冲动”型，转变为处心积虑、预谋在先的“智能”型。他们在学习和研究法律后，再运用于违纪违法活动中，以此来化解风险、逃避打击，表现出更高的智能。有的利用集体决策规避失职渎职的责任。有的明知以个人名义作出某种决策会受到追究查处，便互相勾结，以集体决策的形式，谋取非正常利益，事后又以集体决策失误为由，逃避承担个人责任。有的肢解法律纪律中犯罪和错误的构成要件，查处后难以定性。在受贿时，千方百计将为他人谋利的行为与收受财物的行为分开，用权的不直接收钱，收钱的没有权，一旦案发难以认定。
3、违纪所得灰色化。有的违法违纪分子故意模糊获利的性质，达到减轻处理的目的.有的利用逢年过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培训学习等时机收受钱物，查处后收受钱物数额虽大，但大部分属于红包之类的灰色收入，如我们市纪委根据省纪委安排异地查处的原鄂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楚平案,周利用职权非法牟利达150余万元、非法敛财80余万元,违纪总金额的76%属于灰色收入。有的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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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档，对巨额财产拒不交待来源，最后造成获取的非法利益虽多，但大部分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明明是贿金变成了来历不明的灰色收入。
(四)发展趋势呈现多元化、扩大化、边缘化的特征。
1、谋取利益多元化。从过去单纯接受财物发展到接受非财物性贿
赂。如由他人支付旅游、留学、嫖赌和养情妇、包二奶的费用，收受真迹字画、高值古玩、珍邮等收藏品或高档艺术品，收受高尔夫会员卡、美容健身卡等高档消费会员卡等。从过去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发展到谋取政治需求、精神需求和性需求，出现跑官买官、买卖各种荣誉、谋取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收买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出书、接受高消费娱乐活动、包二奶等行为。从过去的占有实物形态发展到占有价值形态，有的收受股票、股份，有的在他人的著作上署名，有的侵占国有企业的商标、品牌、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从过去单纯谋取个人利益发展到谋取单位、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出现了单位犯罪、行业不正之风等。
2、违纪领域扩大化。违纪违法活动从过去单纯以经济领域为主，
广泛地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买官卖官、红顶商人、红色黑老大等组织人事腐败，在文化学术领域出现了有偿新闻、有偿出书、出钱买角色等案件。违法违纪活动从过去公共投资、专项资金等热点和公有制经济领域，广泛地渗透公益事业、文化传媒等非热点领域，以及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违法违纪活动从传统的三机关一部门，广泛地渗透城市社区、农村村组、破产关停企业以及一些被称作清水衙门的基层单位。比如咸安区查处的物资总公司及下属2家企业、轻工总公司下属的9家企业和向阳湖镇、贺胜镇的14个村，都一定程度存在着违法违纪案件。
3、行为方式边缘化。有的违法违纪分子的行为处于法律、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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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使执法执纪机关难以追究，但确实又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有的利用职务消费大肆牟利和享乐，充分使用因工作需要而配备的小车、电话及其他用品，为个人的利益服务，甚至个人吃喝玩乐的费用都要单位报销。有的利用合法程序任人唯亲，为了使自己的亲信被任用，在选拔干部时，通过有选择地听取意见、划定范围、预设标准等方法，排除他人竞争的可能，使预定的人员在看似平等的形式下，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合法的形式任命。有的滥用审批收费、执法处罚和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权，为他人或自己牟利。 二、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主要规律
认真分析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特点，剖析一些典型违法违纪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一)违纪根源具有“三个普遍”的规律。
1、在利欲面前，普遍心态失衡。一是“眼红”心态使一部分干
部自愿违纪，他们看到社会上大款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心理失衡，认为自己能力强、资历深，反而要受穷，于是在工作中开始以权谋私。二是吃亏心态使一部分干部自甘堕落，一些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吃亏的心态使他们忘却了党员的身份，于是在即将退休前，被“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思想左右，伸出了贪婪之手。 三是攀比心态使一部分干部自愿下水，在社会现实中不同部门的干部事实上存在工资外收入的差距，于是一些人在攀比心理的支配下，千方百计利用权力牟取私利。 四是贪婪心态使一部分干部为人所用，他们看到社会上不同层次人员收入的巨大反差，看到一些大款包二奶、养情妇，于是不顾党纪国法，有的利用职权谋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有的利用职权换色、买色、养色。
2、在感情面前，普遍放弃原则。不法分子往往抓住少数党员干
部重关系、轻原则，不愿得罪人的心理，进行腐蚀拉拢，为我所用，打出“感情牌”，使一部分干部放弃了原则。一是为情所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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