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新中国的筹建
随着战略决战的胜利和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划了革命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蓝图。会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筹备并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歼灭，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负责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这一指示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l）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①此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从2月中旬起，中共中央陆续向在前线和各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于2月底以前到达中央驻地。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n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人组成。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就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工业和城市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全会批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原拟提交全会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因内容已不适应变化的形势，需重新起草，未被列人会议的议程。
全会确定了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组织这一胜利的方针。全会认为今后消灭国民党残余的一百多万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是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则是暂时让当地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方式。全会指出：天津方式仍是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方式。但是，在目前形势下，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
就可以解决问题。会议还指出，绥远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①。
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全会要求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全国性的胜利即将实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逐渐被提上了日程。全会明确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全会指出：在领导城市人民进行斗争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量吸收工人人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
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制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会议规定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各项政策。
在经济方面，全会指出：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现代工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以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提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
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政治方面，全会认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在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关于对外政策，全会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①毛泽东还提出：对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就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绝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