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读《通鉴》不可不读《胡注》，读《胡注》首需耐心。但我并不认为《胡注》是非读不可，不一定要一字一句，仔细阅读。因为在《胡注》之中，一条注释往往长达七、八百字，甚至一千多字，而其内容则多为地理、官制、名物、礼俗方面。阅读之时，就可以有所斟酌。例如，卷一百二十九，注释南朝刘宋境内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就是详列州、郡的名字。阅读至此，大概看一眼也就可以，实在没有详读的必要。但再卷一百三十一，有一条谈九江的注，征引「九江」一地在历代书籍上的记载，说明其位置的变迁，若有耐心仔细读读，非但对沿革地理有所了解，对于胡三省再历史地理方面的造诣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大段《胡注》，我觉得可以选择阅读。如果对于天文有兴趣，卷五十一有关浑天的一条注可以一读；如果对传统医学有兴趣，卷三十八的一条长长的胡注，也可以读得趣味盎然。相对来说，读天文方面的《胡注》见到许多完全不懂的名词，读来读去还是不知所云，那就可以浏览一过，接读《通鉴》正文。传统医学以及各种制度、名物、礼俗的胡注长文，都可以用这样态度来读。选择阅读并不是偷懒，而是一方面要保持阅读时的整体感，不要因为一条与主题无关的长文破坏了好不容易勾勒出来的历史图像，阻碍了对时代气氛的理解与体会。而《胡注》之中相当枯燥的内容，往往会降低读《通鉴》的兴趣，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可以略过不读的。
第三是细心。我们心中一无成见，又很有耐心，只是做好了读《通鉴》的准备功夫。真正要读出《通鉴》的滋味与乐趣，得读到《通鉴》的好处，还得要加上「细心」，就是很用心地去想、去思考、去体会、去感受书中的史事、人物、情景、精神等等，而不只是知道书上写些什么而已。我在这里所说的「细心」，应该就是朱子论读书时谈到的「心情」，朱子说：「心精便会熟」，钱先生解释到：「心精了，书自熟。所谓看来看去，自然晓得也。」前面提到梁任公说读中国书要绞脑筋、绞汗水，我想如果说绞汗水指的是耐心的话，绞脑筋就是「细心」或「心精」的意思了。我们在前面说读编年体史书可以清楚了解到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一个时代中各种事情的互相关连，可是这也得用一番心思，才能有所了解。我们说，每天读《通鉴》的时刻心情要闲适愉快，一打开书本，却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主要就是指用心去分析事情的道理，去感受时代的气氛，去体会人物的精神。当然，我们必须先读懂文字的意思，这需要耐心；读懂了之后，细
-6-
心地咀嚼一番，回味一番，体会出其中甘美的滋味，反过来又可以加强我们的耐心。
只要细心地读，用心地读就能得到史书的乐趣，这虽然是一般的道理，但施之于《通鉴》效果尤其明显。我们读历史，最忌讳强记，记得很多，不过如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必无好处；一面读一面提出一些没有依据的胡乱批评，也不会让自己有所长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想象力，设身处地去观察、去了解、去体会。也就是说，读史书的人，最好能「神入」（empathy）到历史的情景，去感受社会的风气与人物的心情。从这一方面看，编年体的《通鉴》提供了非常适切的素材，可以激发出读者的历史想象力：让读者足以神游故国，上友古人。
举例来说，战争的描述完整而精采的是《通鉴》特色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上承《左传》而加以发扬光大。我们读到战争的部分，不论是战前的讨论分析，各种有关准备不至，出发时的军容声势，两军接战时的战术运用，将帅们的特殊表现，战场上的风云变幻，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所造成的影响，都做了很清楚生动的描述，只要用心去读，同时也运用一点想象力，整个一场战争的经过，也就历历如在眼前，胜负的主要原因固然可以清楚理解，人物发扬蹈厉与坚忍卓绝的表现也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读一场《通鉴》中描述战争的经过，既好像看一场精采的战争电影，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不是视觉的享受，而是想象的模拟。读者要组织素材，勾勒场景，同时还要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去体会去感受。比起看一场战争电影，要绞脑筋、要绞汗水，要下一番功夫，就是因为下了这番功夫，得到的收获更是丰硕，感觉更是甘美。
战争之外，《通鉴》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也都完整而又精采。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是要发挥想象力。而《通鉴》的好处之一，就是在描述这些事件的时候使用的篇幅并不多，但对于事情的发展，高潮的出现，善后的处理，交代得清清楚楚，读者只要细心体会，「神入」其境，一定可以感受到一股特有的气氛，对于事件的性质与影响自然也会有一番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汉武帝末年有「巫蛊之狱」，太子举兵谋反事件，在《通鉴》二十二卷中，前因后果，事情经过，描述清楚之外，阅读的时候如果「神入」其境，必能感到一股诡异、荒诞、恐怖的气氛，也能体会出当事诸人，如太子、太傅、丞相、御史大夫，十分惶恐不安，无所适从的心情，就连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大皇帝，也陷入了矛
-7-
盾彷徨，处置失当的境地。这件事使得汉武帝追悔一生的作为而有「罢轮台召」的颁布。这是武帝一生功业的结束，也是汉初以来历史发展的一大转折，我们细读《通鉴》就能清楚了解。我们可以特别强调，对于「巫蛊之狱」，《通鉴》的记载最为深刻，交代最为完整，因为只有《通鉴》把汉武帝与太子之间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为政理念等的矛盾，以及武帝护持太子的一番心意作了清楚的说明。《通鉴》记述了一段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
接着又写道：
大将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评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之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这段相当长的文字无疑是了解「巫蛊之狱」以及武帝后来罢轮台召的重要背景，然而却不见于《史记》、《汉书》以及今存北宋以前其它有关史籍。如果我们读《汉书．戾太子传》，告诉我们的只是「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岁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与太子的死等等。两相比较，可以看得出《通鉴》深刻得多，可以给我们全面的、深入的历史了解。
由于《通鉴》编写的原则是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温公的态度是严谨而不苟且。所以，这段资料必有可靠的根据，而不是司马光自行撰写或虚构臆造的，这也可以看出《通鉴》编写过程非常谨慎而且极为用心，所作的描述也就呈现出比较高的历史叙述水平，这也是读者只要发挥出想象力，「神入」其中，就能很快进入历史情景的重要因素。关于「巫蛊之狱」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教授所作的研究，田教授的〈论轮台召〉一文（载于《秦汉魏晋史探
-8-
微》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对于《通鉴》的有关叙述作了相当精辟的说明，不妨也抄录于下：
《通鉴．汉纪》出于刘邠之手，刘邠述巫蛊问题，取材和编排最具匠心。刘邠用大段文字，以「史终言之」的笔法，集中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汉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他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血属关系，又有政治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其发展高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但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这就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昭雪，并且由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导致轮太召的颁布，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一起解决。刘邠于叙事中把握历史脉络，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无关的问题排比在一起，探索他们的关系，从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后霍光之辅佐昭帝，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开，桑弘羊牵连而死于谋反大狱等事，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刘邠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史料大大超过了《史》、《汉》范围，这些史料由于刘邠的引用和司马光的认可，才得以流传至今。
田教授所写的刘邠的叙事是一个例子。其实，刘邠如此，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的刘恕以及隋唐五代的范祖禹亦莫不如此。例如，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后尔朱荣被杀的这一幕，《通鉴》的叙述呈现出一股非常紧张的气氛，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神经就会紧绷起来，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再如读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与李建成、元吉之间的斗争，也会有同样的经验，也可以说明他们在选取数据，编织撰写过程中展现出颇为高明的叙事手法。
《胡注》之外，阅读《通鉴》的时候最好也能一并阅读的书，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夫之是一位哲学家，他阅读《通鉴》，提出许多深刻精辟的论断，虽然不是从史学的角度着手，不谈史料与考证的事，但往往极有见地，很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我们读船山此书也要极其用心，但同读《通鉴》时候不同，不是发挥想象力，「神入」其境，去体会感受，而是要注意王船山在讨论什么问题，提出怎样的看法以及他细密严谨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要特别留意船山论辨历史问题的方法，留意他是怎么思考问题，如何分析，如何推证。我们尽可以不同意他的最后论断，总应该好好学学他的司便功夫，当然，这是非得细心研读不可的。
-9-
最后，我们应该谈谈《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一读的问题。无可讳言，今天不少自认为是读书人的知识分子对古文都有一种恐惧症，还没有念就假定自己念不懂，念不下来，就竖白旗投降，这时见到一本白话文的译本，二、三百页的篇幅，除去地图、年表，需要读的文字并不很多，轻轻松松读完一本，成就感油然而生。于是，接着第二本、第三本，不知不觉就读了很多。我想，或许这就是《柏杨版资治通鉴》在海峡两岸大事受欢迎，印数极为可观的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应该分两方面来看问题。第一，目前一般人不习惯或者不喜欢读古文，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于是，把经典著作译成大家习惯的当今文字，使经典中的智慧得以普及，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好事。柏杨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功夫。把《资治通鉴》译成白话文，对于社会文化的提升与进步，绝对有其贡献。第二、由于柏杨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的素养十分浅薄，他的《资治通鉴》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实在有着不小的距离。阅读《柏杨版资治通鉴》的收获与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得收获必然很不相同。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读了柏扬的这部书就等于读过《资治通鉴》。
柏杨把这整部《资治通鉴》译成白话文，我们能说他的历史学的素养十分浅薄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做过历史学的工作，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历史工作的基本规矩，至少在他开始翻译的时候他是完全不懂的，而他译完了整部《通鉴》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并无改变，可知他还是不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儿童开始学历史，老师教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分开现在与过去，不要把过去与现在混在一起，不要认为过去的人和现在一样，也不能要求古人具有现代的想法。柏杨在他译的白话通鉴中一再用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来批评过去的政治，实际上就是对于现在与过去的划分欠缺理解。
我觉得，柏杨对于《通鉴》的记载，也就是这部书的文字的含义不能清楚掌握。记得柏杨通鉴刚刚出版，香港中文大学一位退休的教授，也是新亚早期毕业的前门高弟孙国栋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详述柏杨翻译上的错误，我印象是相当的多，而且并不是很难的地方也译错了。这篇文章似乎是登载在创刊未久的《历史月刊》上。我再举两个例子也来谈谈柏杨的程度。《通鉴》起于三家分晋，司马光接着写了一篇很长的《臣光白》，强调名分的重要，其中讲到君臣之际的时候说道：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