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传递的是自然生命，后者传递的是社会生命。“河流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公路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库利，包一凡等，1999，P5）。库利进一步论述道：“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首先通过他们对触摸、音调、手势和面部表情的感受，而后又通过他逐渐掌握的语言来达到交流”（库利，包一凡等，1999，P6）。库利从“遗传”和“本能”这一逻辑起点开始，接着他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的真正主题。库利认为：“?社会?和?个人?并不代表两个事物，而只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库利，包一凡等，1999，P27）。社会与个人如何发生作用？在库利看来，是通过“交流欲望”实现的，他说：“这种交流欲，像其它所有本能一样，与社会经验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组合成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意识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其中的社会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根据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而相应发展。这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其中包含着不断的变化和交织，正如我们在人类本性的其它方面所看到的那样”（库利，包一凡等，1999，P63）。在这里，库利十分大胆地把“交流欲”作为人类本性的一种重要方面提出来，罗杰斯在总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时提到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在这一点上，库利的贡献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关于米德在这方面的思想，正如我们在前面部分中已经阐述过的，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在各个层面上使用着的不同概念，如“有
意味的符号”、“一般化他人”、“角色扮演”等等，在米德的庞大社会哲学体系的各个层面上均离不开传播和交流。在该书的一开始，米德就这样说道：“我希望提出的研究方法的要点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至少是从认为沟通（communication）是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论述经验”（米德，霍桂恒，1999，P1）。在这里，米德所说的“社会秩序”与库利的论述应该是一致的，即一种合乎人类本性法则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所谓的“符号互动论”，其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在于“通过认识个体如何赋予他们与其他人交流的符号信息以意义，从而理解社会行为”。在库利和米德的研究中，在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探究中，把传播和沟通放到了一个不容质疑的人类本性一部分的地位上，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思想的“底线”，但却不是他们所要解释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所要解释的是现实中的社会行为。这样就使得他们的思想有了实际的落脚点，而不是流于泛“人类性”的讨论中。对于他们置于人类本性地位的传播观点，也应该从这一角度上来理解。
帕克在集体行为的层面上来研究人类本性，帕克认为，“人不是生下来就是人”，人之所以为人，是在缓慢地与伙伴的接触、冲突与合作中获得的。他说：“不仅仅这些，即我们在决定或限定我们同伴的外在行为时的所有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性，是人类本性中许多的基本的特性之一；而且那种迫切需要对共同生活的参与也是人类基本特性之一，所谓共同生活，比如认可，理解以及对同情的渴望等”（帕克，1954，P20）。在帕克看来，人性来自于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并把人与动物
区别开来。所有这一切，均离不开符号、语言、意义，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和前三个“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代表一样，杜威在考察一切人的问题时均把“传播”与“沟通”纳入人类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这样写道：“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都具有教育性”（杜威，1937，王承绪，2001，P10）。在这里，杜威所使用的“生活”一词指的是“个体和种族的全部经验”。在杜威的哲学中，经验自身不仅意味着它“首先是一种行动的事件”，同时它也是“人类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的交流（塔利斯，”2002，P52）。
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个早期代表人物那里，虽然他们使用着各自不同的概念来阐释着一个共同主题——工业化背景下社会有机体或共同体实现问题——下不同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相关的理论命题。但是在他们所有这些论述中，对于传播和沟通的重视以及把传播与沟通置于一种人类本性的地位来看待，则是他们四人思想上的共通之处。这种人本主义的传播观在强调“共同体”或社会“有机体”的同一性的同时，同样强调个体个性之间的差异，这也正是我前面引述过的杜威所说的“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给人分享”这句话所隐含的深刻含义之一。这一点，在米德对“心灵”、“自我”、“社会”的论述中，在库利对于“人类本性”、“社会秩序”、“社会过程”、“社会组织”，以及帕克对于“集体行为”、“新闻与舆论”等论述中均可以找到共同的思想观点。罗杰斯在总结
这四人思想的共同特征时使用了“人类传播的主观主义”的说法，他对此的解释是：“信息的接受者以某中为其所特有的方式解释信息的内容（而不完全如同信源所意图的那样）（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57）。罗杰斯在分析了“芝加哥学派”以后的传播学研究转向后说道：“这种主观主义后来被Ｃ.E.香农的数学传播模式所淹没”。在此，我们暂且不论罗杰斯的这种“主观主义”的归纳是否恰当，但是，“芝加哥学派”的这四个早期代表人本主义传播思想中对于处在整个传播关系中个体的尊重却是共同的。在传播学研究走向了模式化、定量化的研究道路以后，一方面是由“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开创的置人类传播于人类本性的理论“底线”的日益模糊，另一点是对传播关系中的个性化色彩的抹杀，即便在表面上听起来是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效果研究中，同样忽视了这一点。
三、对“想象式传播”的想象。如果说传播的人类本性观点是“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传播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的话，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是他们共同的社会责任。四人共同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大厦，主要是由杜威建构起来的。无论是他们对于人类本质特性的阐释还是他们对于不同的社会命题的回答中，传播和沟通均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与以往学者的论述相比，这一思想的源头其实还可以不断地向后推进，但是在论述的系统性、强调程度以及社会实现的最普遍意义方面上，我们可以觉察到他们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上所实现的超越。尽管如此，这还不能说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人物传播思想的全部。他们四人共同的传播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如果遗漏了
这一点，对他们思想贡献的论述会显得有些遗憾。这一点就是他们在传播、沟通实现方式上的一个共同的也是十分精彩的观点——想象式传播。以前对于他们四人或其中个别人的传播思想的论述中，对这一点不是完全没有提及，但是对于这一经典性观点的叙述，往往把它淹没在对于一些既定观点的叙述中，具体来说，在有过的论述中，常常把一这点淹没在“符号互动论”的论述中，而没有把这一点单独地强调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者的“固定陈见”。我在这里把这一点单列出来，不是为了展示一种思想上的发现，而是为了更系统、全面地认识“芝加哥四老”的传播思想。这种对于传播实现方式的天才式的观点，是“芝加哥学派”早期研究者隐去之后传播研究随着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上的风气转向背离了“芝加哥学派”早期方法成为高度定量的和统计的研究后很少看到也很难看到的东西。我在这里回顾这一观点，也是重温四人丰富的传播思想中那最精彩美丽的华章。
对于传播如何实现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想象力和论述方式。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个早期代表人物那里，他们似乎不是在刻意地为回答这一理论提问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专题论述，只是因为他们把传播问题置于一个人类本质特性的地位后在讨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所得到了一个思想的副产品。我们现在同样不能为了专门论述的需要而过分地强调他们思想中的某些专业贡献。但是，即使只是他们思想的一些副产品，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传播实现方式方面思想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