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记忆与刺痛麻木 ——余华长篇小说《兄弟》读后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十年之后又给人们奉献出了长篇力作《兄弟》，重新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兄弟》自面市以来，一直居于畅销书排行榜上，并且几度名列前茅，据余华自己的估计，这部长达51万字的小说已经销售了46万册。各大媒体也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个个子不高操着浙语的南方作家，《南方人物周刊》把他登上了杂志封面，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也专门为他制作了上下两辑的节目。许多的普通读者也通过媒体和博客等不同形式表达了对《兄弟》的由衷喜爱，其中不少人说自己在阅读时留下了感动的眼泪。尽管余华对这样的成果并不满意，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一部严肃的长篇小说，能够创造如此骄人的销售记录并引起人们如此热烈的反应，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与普通读者的热情赞赏相反，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反应却相当冷淡。在“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提名名单上，无论是“年度杰出作家”还是“年度小说家”，都没有余华的名字，不但如此，还有一些著名文学评论家对《兄弟》大加批评。谢有顺认为这部作品细节上失真，情节上牵强，语言上粗糙，在余华的作品中不值一提；张颐武认为余华在《兄弟》中是“硬” 往上走，缺少了创造
力奔涌和喷薄而出，而且斥之为“一部煽情的小说”；也有的论者认为作家的语言退化了许多；只有程永新等少数评论家对《兄弟》表示了谨慎的肯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呢？是普通读者盲目激动？还是专业读者要求太高？
我认为，可能是评论家的阅读过于理性化、过于专业化了，注意的多是枝节与细节，而普通读者却保留了真正的阅读心态，进入了到了作品所营造的世界和所叙述的故事之中。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阅读上部时，毫不掩饰地说，我也常常禁不住泪流满面。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让我感动到流泪的并不多，可《兄弟》做到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也并不以为这是作者煽情技巧所致，而恰恰认为这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魅力；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应该有被感动的能力，以表明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真正关注，也以此与包括作者在内的他人真诚沟通。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评论家的理论模式过于程式化或太缺少弹性了，容纳不了新的创作经验，而余华则一直是一个挑战自己和评论界极限的作家，这就更让评论家受不了了。不过，我觉得无论是读者和媒体的追捧，还是评论家的冷淡，都显得过于简单与急躁。也就是说，目前，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可能对余华的创作动机、创作追求和实际所达到的成就的理解还不够。所以，本人忍不住也想说上几句。
窃以为过去与现实是这部小说的两大主题，而构筑记忆与透视现实是余华的两大目标。余华曾多次说自己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他以往的
小说也大都是写过去的，这部小说也部分延续了他的这种创作习惯，尤其是在上部中。但是，《兄弟》在处理过去的态度与方法上与余华以往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余华自己说：“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时代背景，那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对我作品里的人物命运影响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面对‘文革’，我是在‘文革’年代出生长大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这段历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迹，一直不能忘怀。”可以说，余华以往的作品是以人物和人物命运为中心的，他要充分表现人物在命运之中的艰辛与挣扎，以表达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感悟与主题，所以，他对人物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特别关注甚至反而有意忽略。但在这部作品中，余华的重心转移到时代上了，他要通过对人物及其命运的独特描写来浇铸构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应该说，这是一个更严肃、更震撼人心的计划与目标。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这样雄心壮志的作家并不多，能够留下真正实绩的就更少了。而余华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兄弟》最打动我们的是上部，它就是关于记忆的，是关于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俩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是关于他们的父母宋凡平和李兰的记忆，是关于那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时代的记忆。可以说，作品中的记忆主要是沿着两个方向或者说两个主题展开，一个是温暖的记忆，一个是苦难的记忆。当然，这两个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作者就是要在苦难中展现温暖，展现人性的光辉，在温暖中突入苦难，因为这种温暖才是最切近、最需要、最感动人心的；这种苦难也才是最真实、最残酷、最刻骨铭心的。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是温暖的，在
那样一个残酷无情的年代，这两个备受命运簸弄的人却倾尽全部心血来培育他们的爱情之花，使之开得鲜艳而灿烂。宋凡平第一次出现在李兰的生活中是在她的第一个丈夫因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而摔入厕坑的时刻，当时，周围的人都议论纷纷，不知所措，只有宋凡平果断地跳进粪池救人。在这些动口不动手的人群中，他确实是一个敢于奉献与牺牲的男子汉。后来，宋凡平在李兰艰难的时刻帮助过她，使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担子轻松了许多，而寡居的李兰也用剪纸铜钱和纸元宝来安慰宋凡平的丧妻之痛，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之中建立起来的。宋凡平最大胆的爱情宣言是在篮球比赛场上完成了一个刘镇史无前例的扣篮之后，转身出场，在无数的观众面前，把李兰举过了头顶。评论家谢有顺正是对此细节提出了质疑，我认为余华所追求的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而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真实。在宋凡平当时的心境之下，这样的举动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结婚之后，生活之中虽然不断有些麻烦，可是他们却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趣味盎然。宋凡平给了李兰坚实的依靠，也给了她做人的尊严与骄傲。宋凡平对妻子的爱不仅表现在平常生活中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关照，更表现在危难到来之际他对妻子奋不顾身的呵护。在他被批斗遭关押的时候，为了不让妻子担心，为了让妻子安心治病，他隐瞒了现实生活中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给妻子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还许诺等她痊愈要到医院门口来接她。
另一种记忆是苦难的。人总是倾向于淡化苦难、遗忘苦难，也许是出自于一种自保的本能吧。但人遭遇苦难的时候常常是人最贴近自我，
最认识自我的时候。就是说，人在苦难中，其本性、能力会最真实、最充分地表现出来。苦难使人的灵魂凸现。卑劣的更卑劣，高尚的更高尚。余华在一次访谈中说：“疫病、磨难在伟大的人性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文革’把人的丑陋和邪恶释放了出来，但是就在同时，人的善与美也被激发了出来。往往在最黑暗的深处，你会看见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闪亮着。”宋凡平人性的光辉不仅表现在对妻子的关爱上，而且表现在对两个孩子的照顾中。他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努力肩住黑暗的闸门，想要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在自己被批斗了一天饥肠辘辘的时候，他掏钱让孩子去吃肉包子；在红卫兵到家里来翻箱倒柜甚至连筷子都折断的情况下，他还上树去制造“古人的筷子”，给孩子们以意外的惊喜；在遭遇多次抄家白天不能出门的情况下，他仍然带孩子们去欣赏月光下的海滩，让孩子们忘记苦难的现实；对着脖子上“地主宋凡平”的“主”字，他叫孩子把图当成“毛主席的主”；就是自己的胳膊被打得脱臼了，他也告诉孩子们这是让它“休息”。这样一些闪光的细节，使我们像是看到了中国版的《美丽人生》，它们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不论在哪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闪耀出来。最惨烈的苦难场面是宋凡平的死。宋凡平为了兑现到医院接妻子回家的承诺，从被看押的仓库逃跑出来，走向汽车站售票窗。在这里他遭到了戴红袖章人惨绝人寰的追杀，他一次次地被乱棍击打、戳捅在地，他一次次地伸手向售票窗口，直到打他的人筋疲力尽，直到他被打得奄奄一息。他用朗当的左手以尽最后的力气打开李兰的信，想要证明自己不是逃跑，换来的是折断的两根木棍插入了他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