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论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10-27 09:12:55
本网讯（通讯员 魏旭博 编辑 翁清清）“中国在未来五年GDP潜在增长率应该是不低于8%的。”10月26日下午，在华中大经济学院举办的第二场“张培刚经济学纪念讲座”中，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军结合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此引出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已有的35年的超常增长基础上，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回答未来经济会如何增长。但是借助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发展经验中所展现出的共性，是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一定预测的。张军也正是选取了日本和东亚国家的数据，应用经济收敛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在未来20年的经济潜在增速问题。
他解释，基于经济收敛的假设：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不断地接近前沿国家的水平时，经济增长率就会经历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利用日本和四小龙的数据，可以得到这个国家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还有该国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函数关系，并由此估计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速。张军还假设，某一年若我们说美国在未来二十年内的年平均经济增速是2%，再加上一些必要的限定条
件（如人口增长率），就可以根据前一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直接计算出中国该年度的人均GDP增长率。
利用这个测算方法，张军预测出中国2015年的潜在人均GDP增长率是8.07%，则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22.96%；未来五年的潜在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8.07%、7.94%、7.80%、7.65%、7.50%，加上每年0.4%至0.5%的人口增长率，最后可以得出结论：未来五年的GDP潜在增长率不低于8%；到2035年，中国的潜在人均GDP增长率将会降为4.88%，而GDP潜在增长率约为5%以上，2035年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50%。
此外，张军认为，中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放缓的现象主要是政策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信贷投放政策变得较为谨慎，甚至不能满足正常的投资需求。从实际数据来看，2013年GDP增量5万亿，测算出来一年要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11万亿利息费用已经高于本年度的GDP增长，这个数据说明中国目前融资成本过高，抑制了经济增长。他表示，这里“过高的融资成本”主要指中国的金融资源错配，这是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张军也提出建议：“我觉得银行利率自由将有利于政策的调整。另外，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也需要进一步加快。”
“每一次危机都不会被浪费，”张军说，“中国每一次改革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融资成本过高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调整和改变现有制度
的巨大机会。”他认为，要让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的轨道，首先需要改变现在金融体系分配金融资源的方式；金融体系与财政体制又密切相关，所以财政改革也需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他还例举了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融资困难导致土地财政的形成来说明这个问题。
张军还提到在经济收敛的过程中，所有的东亚经济体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构变化。若应用上文的模型来预测中国的情况，总的来说第二第三产业在未来二三十年变动不会过于剧烈。这将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第二产业份额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份额继续增加的现象。根据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也将有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
关于潜在增长率如何引起广泛讨论，张军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里持续降速。据悉，2007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水平，差不多到今天已经下降了50%，07年GDP是14.2%，到今天只有7%左右。这样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让人们开始关注中国未来的增长力是不是也在下降，官方语言已经把这种增速下降表述为“新常态”。张军笑称自己是个“新常态”，因为大病初愈之后，再回不到生病以前的状态。“我的血型也改变了，我有很多方面的改变，这已经回不去了。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像我这样子进入到所谓的‘新常态’，我个人看法可能并不如此。”
“回想一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每一次走到十字路口都是一个寻找突破的良好时机。中国的经济是有韧性的，今天我们面临经济降速的现象实际孕育了新一轮政策与体制的改革。如果政策能够按此适
时调整，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就会逐步得到实现。”张军在最后补充道。
尚进：从质疑“三元悖论”到用实证动摇教条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10-27 08:47:01
（本网讯 通讯员 翁清清）如何将抽象的东西提炼成可辩证的命题？此后又该如何利用严谨的实证完成对已有教条的质疑？10月25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来到华中大经济学院，通过分享他是怎样对已有教条产生怀疑，之后利用抽象分析和数据模型得出结论的亲身经历，阐释了思维转变与实证的重要性。
魏尚进从著名的“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由保罗·克鲁德曼提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入手，讲述了他从质疑到构建框架、用实证数据和模型最终论证个人观点的过程。
“三元悖论是我在本科生学习阶段时觉得很有道理的一个理论，但我是如何对此产生怀疑的呢？”魏尚进解释，09至10年他与彤辉合作研究了世界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的传导问题。多半人认为三元悖论的重要政策含义是，若使货币政策为本国政策目标服务，则通过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账户管制都可以提升货币自主性，这是固定汇率制所无法做到的。但由于资本账户管制的作用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其有效性在长期难以维持，所以在既有三元悖论的情况下，IMF也建议发展中国家需尽早过渡到浮动汇率制。然而在研究过程中魏尚进发现，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它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基本没有区别。
之后，魏尚进在哥大同事Guillermo A. Calvo 和哈佛教授Carmen M. Reinhart的研究“fear of floating”中找到了支持信息——具有灵活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既害怕汇率升值影响出口，又担心汇率贬值让企业的外币借款负担加重，所以他们并不愿意国家的汇率处于波动状态，而最终浮动汇率制就未必能达到提升货币自主权的作用。此外，伦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也发过文章指出，所谓的三元悖论理念上很好听，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跨境资本流进流出，让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高度相关，而这种高度相关性和资本接受国的名义汇率制度没有关系，不管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是高度相关的。他从这个视角认为三元悖论所隐藏的政策选择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魏尚进说，若要真正地论证三元悖论的现实意义，从思路上讲，要把这个命题定义成一个可以证实的形式，拿到数据上折算成比较直观的统计检验。具体怎么做？思路很简单，假设把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想象可以拆成两块，第一块变化是该国根据本国的基本面、本国经济的需求做出的变化；第二块是由于受制外国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影响导致的本国货币政策波动，尤其是美国。如果这个国家由于自己的政策选择(包括资本帐户安排、汇率制度安排)，使货币政策有完全自主权，那么第二块前面的系数就不存在；反过来说，如果货币政策还是会受制于美国的政策浮动，那么第二块前面的系数应该是取正值。
魏尚进分析，他们从四种情况考虑：分别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是否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如果是固定汇率制度搭配资本帐户管制，第一块系数是零，说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的货币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汇率不会因为美国上调而被迫上调；唯一例外是美国上调汇率，碰巧本国汇率应基本面要求也往上调，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国基本面不要求上调，则汇率保持不变，这是没有资本账户管制下的固定汇率制，会给本国货币政策带来自主权；第三，若浮动汇率制度下加上资本帐户管制，将带来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本国调整货币政策只为本国政策目标需要而调整；最后，当浮动汇率制度没有资本帐户管制时，货币政策要失去自主权，例如当美国利息率每上升一百个基点，我国也会跟着上升25个基点。
最后，魏尚进提出总结：尽管存在三元悖论这样的理论，但在各国政策实践里，仅仅实施浮动名义汇率致还是不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自主的货币政策，因为发展中国家既担心货币升值又担心货币贬值。但是只要有资本帐户管制，不管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往往有很多自主权。
此外，谈及我国的改革进度，他强调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是我国现在应最优考虑政策目标。以他之前的研究举例，从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尽管资本帐户开放貌似能降低扭曲、带来更高经济效益，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很多其他的配套改革往往没有完成，企业和政府判断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与机制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帐户，往往会带来金融风险，从而把高增长的成果一夜之间消除掉，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放大国内政策的扭曲，使资源配置低效。
然而魏尚进也没有全然否定浮动汇率制和资本政策管理的好处。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能不能为本国政策目标服务，能不能不受外国金融或者是货币政策的干扰，这个角度出发，他发现资本帐户管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带来货币政策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制在降低实际汇率高估陷阱上具有重要优势。欧盟区许多国家的危机（如西班牙等）之所以非常严重，是因为实际汇率太高调不下来，而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