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三个没有变
摘要：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要准确把握所有的国情因素,几乎是不可能。但没有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就不会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论指导和成功的建设实践。把握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要在“变”中把握“没有变”，并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诠释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情，三个没有变
认清基本国情，需要有多维视角。所谓多维视角，指不仅要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审视，而且应在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状态中多方位、多角度地来考察。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作为中共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三个没有变”是基本国情论在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国际地位这三方面的展开，为认清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提供了多维视角。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一、在“变”中把握“没有变”
马克思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正是从这一根本观点出发，恩格斯后来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恩格斯还直接谈及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发展是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变”是绝对的，“没有变”是相对的，不变寓于变中，但只有肯定相对的“没有变”，社会过程才可认知。认清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必须深入研究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丰富的量变内容中把握当今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三个没有变”的三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辩证发展的逻辑。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本质特点。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实质，抓住了基本国情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起始阶段，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进行的阐明和发挥，从而抓住了基本国情的特殊性。马克思所设想的典型形态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历史发展的次序”中的“历史”，是指作为马克思研究对象的总体的“人类历史”，并非指作为各民族历史之和的历史。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前身是商品市场未得到充分发育的前资本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其起始阶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历史发展的次序”中表现出特殊性。基本国情的特殊性不仅指中国国情有别于他国，还在于它是发展、演进和变化的，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差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新中国刚建立时，以总产量比较，与当时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而刚成立时，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不足新兴独立国家印度的一半；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我国明显是落后的农业国。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努力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只能在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中共十三大将其概括为“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并从工业化、商品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等几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十五大将五个特征进一步扩展为九个特征，增加的四个特征强调了科技教育文化逐步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由贫到富、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这种认识的科学性就在于从多方面动态地把握基本国情的发展过程。
在动态中把握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要注意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具体历史表现，但不发达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根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主要矛盾论是对矛盾特殊性的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运动存在于人类社会始终，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之所在。然而，在阶级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剥削者占有生产资料却又不劳动，生产劳动被“异化”了，社会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社会根本矛盾才直接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供求关系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甚至产能过剩、人们的需求从主要为私人品到更多的公共品和服务需要等的转变，在建设“两个文明”基础上逐步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因而从媒体到学界总有些人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的不同表述。对于这种质疑和不同表述，我们必须从理论上予以回应和澄清，否则不利于认清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三个没有变”中的主要矛盾论，“需要”与“生产”都是哲学范畴。“需要”区别于经济学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市场供需互动机制不能说明整个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包含着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化，“物质文化需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社会生产”不等同于社会生产力，更不等同于产品的数量，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包含了人类的自身生产。中共十三大、十五大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十六大关于总体小康社会中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问题，十七大关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十八大所分析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都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具体表现。
我们知道，事物或现象在其质的相对稳定性中蕴含着量的变化和扩张。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社会主要矛盾在各层面、各地区、各部门必然具有特殊性，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过程中的各个具体时期里必然有其具体表现，但主要矛盾论包含、涵盖、揭示了这种特殊性，又具有理论的概括性、时效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的指导性。
3.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发展中国家”就是不发达的国家，主要表现在国内人均产值或国民收入、人类发展指数及市场化程度等几个方面。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就炮制过“黄祸论”，以此论证其侵略、压迫中国有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的“中国威胁论”逐渐演变出“中国责任论”、“中国发达国家论”，甚至“中美共治论”。有学者指出，西方某些媒体渲染中国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目的在于强加给中国超出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企图离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将某些国际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
坚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是对国内外相关论调的积极回应。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但仍将长期面临着发达国家在国际规则和秩序中掌控话语权的压力，将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根据各权威国际组织的认定，中国目前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如联合国将中国划归为“发展中地区”；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公布的2011年各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中，中国在187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居于第101位，属于“中等人文发展国家”。
中国的对外政策也鲜明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属性。我们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有着共同关切，在实现国家发展、改善民生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有着共同追求。我国始终把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确立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致力于发展中国家整体地位的提高，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承认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不是要否认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而是要不断努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国土面积、人口总量、经济规模、发展状态等多方面整体来看，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将会长期保持。中国同时作为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并不矛盾。新兴国家的定位侧重于动态地评价国家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力，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地位侧重于从国际关系角度评价，中国的新兴大国影响力是其体量规模、发展势头与现有水平之间的乘数效应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仅在于明确国家的发展态势，更在于强调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其系统规范的评价指标、综合性描述性特征使这种定位更具稳定性，涵盖的时段更长久，其现实作用不仅适用于国际关系，还适用于国内建设和发展，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依据。
二、三位一体的结构关系
“三个没有变”提供了考察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多维视角，意即除了以“变”与“没有变”的辩证逻辑把握其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还存在着三方面之间的横向结构关系。它以发展阶段论为核心实质，从三种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形成了一个内容上相互紧密关联、话语上相得益彰的整体，揭示了基本国情的逻辑结构和层次。
1.三者是统一的整体
“三个没有变”作为对基本国情的概括，发展阶段论强调社会形态性质及其发展程度，主要矛盾论侧重于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来认识，而国际地位论则侧重于从国际横向比较中来定位。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程度体现了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社会主要矛盾是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内含的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突出表现。国际地位取决于一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不无关联，反映了该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由此看来，这种三维视角定位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一，基本内涵一体，即三者虽各有不同的视角侧重，但基本内涵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等根本原则，因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生产的目的，而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也必然包含着生产落后之义；反言之，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这两个内容也说明、充实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应有内涵。其二，发展进程同步，即从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这段历史，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不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不变。同步性不仅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共同的起点和终端，而且表现在各具体发展阶段性特征中的同步互动效应。其三，前途归宿一致。即三者共同指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没有
变”，毕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最终的结果是要摆脱“初级、“落后”、“发展中”（欠发达）的状况。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三者共同反映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及其量变中的相对稳定性。
2.三者互为前提
发展阶段论与主要矛盾论互为逻辑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而社会需要与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运动又为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发展阶段提供了丰富的量变内容。“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其主要方面规定了该社会的特殊性质。在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只要我们的“社会生产”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是明显“落后”的，主要矛盾就没有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没有变。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与“不变”的临界度。关键在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国际地位论与发展阶段论、主要矛盾论也相互支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状况决定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国际地位以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和主要矛盾为基础，而国际地位论又为发展阶段论和主要矛盾论提供了国际参照。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面相互作用关系中，生产决定着、创造着需要，但需要又以一种本质力量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矛盾运动并非一般地指“生产永远落后于需要”，而是有着具体针对性，特指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状况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之落后，尚未“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就需要有放眼世界的横向比较，国际地位的视角就不可或缺。
3.三者换位互补结构关系
如果说发展阶段论和主要矛盾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那么，国际地位论则是一种世界范围普遍适用的评价。历史上，我们的发展战略在寻找国情基石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联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比较视野中为基本国情进行更准确的定位。正在和平崛起中的中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因而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对世界的冲击和影响，不能忽略他者的感受和可能的反应。这就要求我们直面和回应国际社会的种种纷扰，学会换位思考，以国际通行的话语作出自我定位。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有着国际通行的评价体系，与初级阶段论、主要矛盾论构成相互参照互补的结构，有助于准确认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
如果说国际地位论含有更多可比性可量化的标准。发展阶段论带有更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色彩，那么，主要矛盾论则是一种方法论和哲学策略思维。“需要”与“生产”是一对哲学范畴，以哲学话语来表述变动社会中的“没有变”，更具解释力，也有较强的时效性和指导性。“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由此决定了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及战略决策，与党的基本路线（或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今时代，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这些共识正是与社会主义的理念、价值相吻合的。所以，中国有道义上、理念上的优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定位，与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比较视域相得益彰，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总之，“三个没有变”作为一个逻辑关联、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又反映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既着眼于国内实际，又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它将国情与世情、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内在地结合起来考察，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立足于基本国情没有变，为的是建设和发展。“三个没有变”，为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也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现实理性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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