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伴随了他的一生。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除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外，随着阅历的增多，为了救国救民的需要，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也产生了兴趣。他曾崇拜过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在距离韶山五十多华里外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只有半年，但思想却发展很快，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相信孔夫子’发展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梯”。
对于毛泽东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我们从他本人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杨昌济。杨昌济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理学。毛泽东说：杨昌济老师“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杨昌济作为毛泽东的老师，他经常用自己所掌握的心学观点来教育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生。杨
昌济同样主张“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指出：“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从这种观点出发，杨先生既主张博学、深思，又强调躬行实践，坚决反对学用脱节、读书脱离实际。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学用结合和注重实践的光辉榜样。杨先生的这种正确的治学主张，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自然会奉为楷模百躬行实践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年毛泽东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深受杨先生心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这种情况和当时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旦他接受了科学的理论之后，他就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于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既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
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明确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一方面积极躬行实践，努力投入到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活动之中，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另一方面，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阳明心学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样是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各人所走的路却不尽相同，结果也不一样，社会影响也不一样。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
1、有的在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思想上的大转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伟大道路。譬如：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早年尽管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包括维新思潮的影响、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
响等，但当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影响之后，他就开始实现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踏上了救国救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导者，最终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2、有的只是出于其专制统治的需要而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譬如：蒋介石独裁政府，为了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抗，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的罪人。
3、有的因为缺乏“事上磨炼”的功夫而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譬如：大汉奸汪精卫，为了实现其一己之私利，贪图享受，违背历史发展的主流，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落得一个可耻下场。
4、就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而言，他们所走的路也不尽相同。早期，他们共同为变法维新而走到了一起。但变法失败后，他们之间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变革中国社会的方式上开始出现分歧。尤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在政治上走向决裂。一方面，康有为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鼓吹尊孔保教，宣扬他的“虚君共和”理想。“对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清逊帝充满眷恋之情，时刻梦想着恢复前清的帝制。”另
一方面，梁启超“虽然他不是一个真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对既成的民主共和的政体形式还是默认了。虽然他对民初的某些政治社会混乱现象亦心怀不满，但他的立足点是要建立一个平和的、有秩序的民主政体。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他在民初的一切活动无不贯彻了这一理想。他反对复古，批判倒退，这与康有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上，他们俩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康有为的目的在于恢复大清的正统统治，而不是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他希望在推倒袁世凯后，复辟清室，实行‘君主立宪’”。对于康有为的这一立场，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虽未成为革命民主派，但他能勇敢放弃过时的君宪主张和‘虚君共和’思想，默认民国后的既行政体，试图以自己的主张引导统治阶级当权派走上资产阶级宪政轨道。”“应该说，在历史的变革面前，学生超过了先生。” 关于王阳明与阳明心学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
心学以大道直指本心，强调人的本真自性，如果有赤子之心的人，一见倾心，一见如故。
其主要观点：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我个人是很害怕道德这个词的，更不喜欢用好坏去定义人和
事，而更愿意尊重事物的规律和内心的判断。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很多经营哲学和理念受他同乡西乡隆盛影响很大，他不止一次表示出自己对于西乡隆盛的敬仰和爱戴，“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
其代表观点：敬天爱人，并将这些理念一直践行在他对企业的经营中。
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年）又在贵阳形成“知行合一”学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初步形成]，席卷于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引领出明末东林党的讲学之风，其影响远达于日本等国。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吸收阳明心学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五百年的东亚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