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内容提要：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 历史心性”；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及二者的变迁，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心性
历史事实：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新发掘，又掀起一波对古蜀人的寻根热潮。有些学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认为华阳国志之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可被证明为历史事实。
我们且将“蜀王世胄为黄帝后裔”是否为一历史事实这问题搁下。对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来说，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传统上对史料的内外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并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来探索历史事实。基本上，这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
因此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过去”遗存，客观反映过去的人类行为与其社会结构。若这些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如此的史学研究，使我们的历史知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丰厚的成长累积。
然而也就在20世纪之末，许多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建构的历史知识产生怀疑；“解构”此历史知识成为一时风尚。究竟近代以来累积的历史知识有何问题？关键问题之一，在于结合各 种史料、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历史事实”的“类比法”（analogy）。虽然“类比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的类比活动中，我们常陷于自身所处之社会文化迷障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受社会文化影响；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而忽略身边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现象。同样，若我们将对历史的探求当做是一种“回忆过去”的理性活动，此种“回忆”常常难 以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譬如，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文化中，历史记载经常都是男性的活动；但在读这些史料时，沉浸在此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会太注意这样记载过去有何不寻常之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觉醒中，学者开始注意一些多元的、边缘的、异常的现象，并从中分析意义。譬如，文献史料被当做一种“文本”（text）或“述事”（narratives），
以强调其背后的社会情景（context）与个人感情。如此，学者不再以“史实”为取舍标准对一篇史料去芜存菁；对于“芜”，学者或更感兴趣——若一段史料叙述不是事实，或两种叙述中有矛盾，为何它们会如此？这一类的研究，多少都涉及一些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
总之，无论是在新的、旧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之下，历史事实是一位历史学者永恒的追求。我在许多过去的著作中都强调“历史记忆”研究，这并不表示我不追求历史事实。我只是认为，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 “史实”。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我先简单介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记忆理论，及其与史学和人类学之关系。在社会学的研究中，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他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为了强化作为“共同起源”的开国记忆，以凝聚国民此一人群的国家认同（注： ①Lewis A.Coser，“Introduction：Maurice Halbwachs，”in On Collective Memory,ed．＆ 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Maurice H 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de
la mem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2）．）。记忆的另一面则是“失忆”。譬如小学生活回忆凝聚小学同学会成员；当小学同学不再聚会，从此缺乏共同的回忆活动，小学生活片断也逐渐被失忆。
另一位学者，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其对于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人类“心理构图”（schema）的实验与诠释。“心理构图”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与印象集结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由过去记忆来印证或诠释从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这些个人的经验与印象，又强化或修正个人的心理构图。Bartlett指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199－202，296．）。由个人心理学出发，Bartlett所强调的仍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记忆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些概念，常与族群认同、国族主义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也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在人类学的族群本质（ethnicity）研究中，基于对“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的了解，学者探讨族群认同如何藉由其成员对“群体起源” （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来凝聚，以及认同变迁如何藉由“历史失忆”来达成。在近代国族主
义研究中，历史学者也分析近代国族主义或殖民主义下“历史”的建构过程（解构国族历史），及相关的民族英雄与其事迹如何被集体想象与建构。如此的研究取向及对“历史”的宽广定义，使得人类学者眼中的“土著”不只是现时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功能运作下的个人，更是特定时间概念、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塑造下的个人。如此也开启对于不同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分野，与相关权力关系（politics）的研究与探讨。
在此，我想对一些词汇做一些说明。James Fentress与Chris Wichham在他们的著作中以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来取代集体记忆一词，以强调他们着重于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此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如何传递（注：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Social Mem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 92），ｐ．Ⅸ．）。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之时，我认为至少应分别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我们且称之为“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第二种，范围较小，我们且称之为“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如一个著名的社会刑案，一个球赛记录，过去重要的政治事件等等。如此，尘封在阁楼中的一本书之文字记载，是该社会之“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不能算是此社会“集体记忆”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