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研究述评
【摘要】谈中国文学史，避不开汪曾祺；走近汪曾祺，当绕不过作品《受戒》。小说初发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随即引起文界轰动，直至今日，仍行情看涨。本文就试图从文体特色，艺术渊源，思想特质等几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展开总结与评述，并期望于梳理的过程中有所发见。
【关键词】《受戒》；文体特色；艺术渊源；思想特质；述评
观览一部中国文学史，作家汪曾祺可称为文坛“异数”。他大器晚成，“文革”结束后，因一部《受戒》饮誉当时，却于评论界一片寂然中悄然复出。而是时，文学之舞台正通过“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等方式表达一代知识分子对已逝时代的思考与反省。然而，汪曾祺却不随“流俗”，剑走偏锋，以独特的方式发出自己对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所上演的云波诡谲的声音，这声音不是呐喊，倒更像沉默。《受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平和淡泊的风格、和谐优美的意境“颇显不合时宜，它让读者感到陌生，也让批评家感到陌生”[1]。于是，在80年代初，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研究文章只是作为推介类文章刊登于《读书》、《当代文坛》和大学学报，因为在当时，人们刚从梦魇中走出，似乎并未有足够的准备接受这样的作品，同时对评论者也是挑战。我们通过研究者陆建华的论文《汪曾祺研究资料索引》，可知较早评介《受戒》的有唐挚的《赞〈受戒〉》以及张同吾的《写吧，为了心灵——读〈受戒〉》，两文分别刊在1980年《文艺报》第12期和1980年《北京文学》的第12期[2]。但这种情况自1986年左右开始，似乎有所转变，笔者为此对1989年至2013年末的有关《受戒》的研究文章进行了统计，从结果来看，数量上有199篇，其中并不乏硕士论文。这些研究文章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作品的文体特色、艺术渊源、以及思想特质三个方面。但也有一些文章从接受学、生态批评、翻译学、心理学等角度来进行分析，拓宽了研究的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研究的深度。接下来就主要围绕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展开述评。
一、文体特色方面
文体特色既是汪曾祺小说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的标记，同时也是奠定其人其作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80年代初，百废待兴，那时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知识界打开了一个缺口，作家们看到了时机，纷纷拾起笔跃跃欲试，于是形成了后来被评论家或文学史家所追认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潮流。对于历经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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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的人们，心中所储的苦水、身心所罹受的戕害一下涌出叙述表面，形成情感洪流，而这正好与时代大潮不谋而合。于是，体现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就是一味的倾诉、怨怼、情绪激昂，力求表现时代对人性的践踏，对生命的蹂躏。这种以宏大的叙事为背景、饱含情感力度的作品在当时产生的效应是轰动的。而反观当时汪曾祺所作的《受戒》，用时下的流行词，它注定是“边缘”的，也的确是边缘的：作品所叙写的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没有复杂的情节，平淡如水，散文化的行文，呈现出别样的文体特色。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也用力颇多，大体涉及到语言、结构、叙述等几个方面。 （一）、语言
究其底，小说是属于语言的艺术。汪曾祺曾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3]这是的评。作品《受戒》为汪曾祺的代表作，在语言上的造诣自然有不凡的显露。许多研究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且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如有评论者就从整体上对《受戒》的语言进行了评介，从“民俗性、节奏感、暗示性、诗化与散文化”四个层面具体展开分析。[4]同时，也有论者从文化的角度，指出了“内在潜藏的文化”成就了《受戒》中语言异质性，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味儿”。[5]另外，也有研究者从“叙述视点”、“内容”、“衔接技巧”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等四个维度来阐释，拓展了语言研究的外延。[6]以上文章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作品中的语言做了详细分析。不过，此外也还有一些论者从微观处落笔，如通过“节奏与语词的选择”这一角度来论述语言，文中尤其提到了“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7]的确，通过仔细阅读并分析《受戒》的具体文本，我们会发现汪曾祺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内在节奏感。于是，在此基础上，有论者就谈到了“语言诗性结构”这一概念。[8]文章认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涉及到了日常语言同文学语言的“转译”问题，也就是说，小说《受戒》将我们所处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进行了“诗化”的提纯，并摒弃掉其间那些粗鄙的因子，体现了小说完美的语言艺术追求。 （二）、结构
除去语言这一关键词外，结构也是广被论者所称誉。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是不能以传统小说的条框来规约的，因为他的小说并不注重因果的联系，或者情节的巧设，正如苏轼所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有文章就谈到了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将其具体分成了“树枝状结构、云朵式结构以及画簿式结构”，并分析了《受戒》的树枝状结构——“从开篇的树干长出, 长得枝枝蔓蔓的全是风俗枝叶, 直到他慢条斯理, 把风俗讲得神全气足, 才漫不经心将人物推出, 人物被顶在树尖之上, 在风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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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托中, 格外突出显目。”[9]同时，也有人从“留白”这一概念入手分析《受戒》的结构特色，“留白”本是绘画中的一个术语，汪曾祺曾解释说，中国话讲究留白，计白当黑，小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研究者指出，《受戒》的结尾就是“留白”的一个典型例子，而这种“留白”的形成，是“运用了暗示性的语言以及形象性的词语”，[10]给人以巨大想象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作品的大气与大美。 （三）、叙述
由于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以及诗化性质的语言，自然地，也就影响到了作品书写时叙述姿态的选择。有研究者就以叙述视角为分析路径，指出了《受戒》的童年视角，“作者在叙述故事时, 采用的是全知的叙述方式, 这种童年叙述视角的采用, 使作者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画面, 自由剖析众多人物心理。”意图“追寻一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既极具浪漫诗意,又充满梦幻色彩。”[11]而这都与作者采取童年的叙述视角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此外，也有论者从叙述风度（语调）的维度来剖析小说《受戒》，其认为，“平淡的叙述风度, 于汪曾祺, 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叙述态度, 但更是他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12]当然这种态度的形成，既与作家的中年身份有关，同时也与作家所采用的叙述视角有联系。《受戒》所叙述的故事，很平淡，大量的风俗描写，对话的平实与生活化，造就了一种平淡的叙述风度，这是作者的追求。不过也还有其他的研究者从“风俗画”叙述模式的角度来研读作品《受戒》。“《受戒》是汪曾祺的名篇, 作品写了庵赵庄的风光, 写庙里的佛家人生, 写善因寺的受戒仪式, 写主人公和尚明子和农家女小英子之间的故事。尤其是在小说的尾声, 两人在芦花荡里的一段温馨的对话, 特别有意味。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情窦初开的故事, 一幅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风俗画。”[13]但是这风俗画却是作家进行表情达意的艺术载体，于其中更是蕴藏了诸如“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格”之类的大题目。[14]所以在作品的叙述相关研究层级，研究者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分析。
二、艺术渊源方面
谈及汪曾祺小说创作渊源的追溯，论者与文章都是颇多的。而具体到小说《受戒》，研究的篇什亦是不少。实际上，汪曾祺在八十年代以独异于当时小说风格的姿态复出文坛，这本身就容易让研究者萌生对其创作渊源进行探寻的想法。其一为人所知道的，即是汪曾在西南联大受教于文学巨擘沈从文先生，成了沈的私淑弟子。于是，管粟就干脆以《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为题对汪曾祺进行了文学的评述。[15]显然，在一定意义上汪曾祺确是承接了乃师的衣钵，在新时期延续了“京派”的文化血脉。因为小说《受戒》同“京派”小说一样，都注重小说中文化的厚重以及文化习俗的描写。本质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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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所要追寻的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失落了的文化之根。研究者孙杏花指出，作品《受戒》是“古典生活的复归”，她分析说，汪曾祺是恪守传统的，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儒道佛的思想”，这从小说《受戒》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桃源”式理想的建构可以看出。[16]所以其艺术渊源在深层次也是源诸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与佛家思想。而这一点在杨剑龙的论文里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17]然而，这里我们所言说的“传统文化”似乎都是正统，实际上，其艺术渊源还与民间的文化形态有着深刻的联系。如刘子杰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小说回避或者说遮蔽了民间的许多其他方面，小说在有意无意之间，按照表达美好理想的需要对民间作了删削，使得民间能够充分地承载那个美好的理想” [18]从上述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有些薄弱，但是对艺术渊源之源头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
三、思想特质方面
总结评介了小说《受戒》在有关文体特色及艺术渊源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述评的是其在思想特质层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将一部小说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语言可算是其肌体，思想则是其灵魂，没有后者，这个主体就必然行之不远。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文章来看，对于小说《受戒》的思想特质或者说主题思想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于“理想国”， [19] “唯美的避难所”， [20] “构筑的桃花源”， [21]等这些关键词上边，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受戒》是“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 是对被时代扭曲的一个“梦”的回忆和召唤，是中国社会的“生活”与“信仰”关系的世俗性还原。不过，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提出了微词，说这是“渎神的诗性”，认为“汪曾祺在《受戒》里对荸荠庵的世俗生活给予充分肯定，字里行间不无称赞和欣赏。”虽然“《受戒》所表现的荸荠庵是中国人信仰世界的真实写照，是一种既僧又俗、不僧不俗的生活方式，有着无佛即佛的精神状态。”“但作者应该有自己恰切而适宜的立场，应该拥有“五四”新文化以来所
[22]确立的理性精神和启蒙眼光。”此外，还有研究者采用新的如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受
戒》，认为小说蕴藏了作家的“生态伦理道德理想”，而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每个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23]这是新的研究视点，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并带来新的思考。
最后，再顺便谈谈其他方面的研究情况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如论者周建福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了《受戒》作家体验与文本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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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的是“文本前”的研究。还有研究者像黄斯文就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受戒》
的解读困境，从而“探究出20 世纪80 年代初的艺术标准和审美经验的特点。”[25]
可以说，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的研究，许多的文章已从各种角度切入做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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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且独到的研究。然而，通过上述的一番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也还存在着研究的不足或者说研究不够的地方，如将其放入整个文学史这个大的脉络中去研究的文章较少，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另外还有比较研究，也有论文将《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进行比较，[26]但不多，也不够深入；同时，作品对后续青年作家的影响研究也很少，如果更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对于地域文学的兴起会有兴发之益，也更能揭示汪曾祺此篇小说以及他的整个创作成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姑且说下这么多，或许在此可以引述李陀文章里汪老答他的一句话，聊以束尾——“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27]
注释：
[1]转引自王尧.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以八十年代的汪曾祺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4,(4).
[2]陆建华.汪曾祺研究资料索引[J].文教资料，1997,(4). [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理论卷[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4]罗姣.从《受戒》看汪曾祺对语言的重视[J].文教资料，2009,(3).
[5]金忠波.在“中国味儿”的语言中徜徉——浅评汪曾祺《受戒》的语言艺术 [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5).
[6]李冬英、刘媛媛.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7]朱志刚.节奏与语词的选择——谈谈汪曾祺小说《受戒》中语言的运用[J].名作欣赏，2003,(9).
[8]杨红莉.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J].北京社会科学，2006,(5). [9]耿红岩.论汪曾祺文学语言观及其文化渊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7). [10]胡娟、甘应鑫.《受戒》结尾的留白[J].语文建设，2005,(2).
[11]党好收.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叙述视角[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2). [12]翁之秋、蔡跃锐. 让生活淹没一切悲和喜——评汪曾棋小说的叙述风度[J].文艺争鸣，1992,(3).
[13]杨建龙、朱叶熔、张欣等. 一幅清新淡雅的风俗画——重读汪曾祺的《受戒》[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6).
[14]肖佩华.中国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的民俗学价值及表现形态[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5).
[15]管栗.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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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孙杏花.古典生活的复归——论《受戒》中的民族文化之根[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3).
[17]杨剑龙.论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识[J].当代作家评论，1989,(2).
[18]刘子杰.民间审美理想及其文学史意义——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J].名作欣赏，2007,(2).
[19]刘启娜、靳新电.《受戒》——汪曾祺的理想国[J].当代小说，2009,(5). [20]王梓瑜.《受戒》:唯美的避难所[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1,(3).
[21]张晓霞、刘海燕.构筑桃花源——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J].新世纪论丛，2006,(1). [22]王本朝.渎神的诗性：《受戒》作为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J].当代文坛，2012,(2). [23]肖连花.“受戒”与”破戒”下的生命形态——浅析《受戒》中汪曾祺的生态伦理道德理想[J].安徽文学，2009,(5).
[24]周建福.体验生成与形象解放——《受戒》的文艺心理学思考[J].名作欣赏，2012,(35). [25]黄斯文.从接受美学看《受戒》的解读困境[J].安徽文学，2013,(1). [26]翁少娟.解读生命之美──从《边城》到《受戒》[J].群文天地，2011,(22). [27]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J].花城，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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