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
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或科学，与其它科学领域一样，从一开始就代表着这样一种努力，即透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去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公共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公共行政的研究变得日趋成熟，日趋专业化。从上世纪80年代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建以来，公共行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十分令人可喜的成就，亦逐步走向成熟和专业化。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历程
1．恢复初发阶段（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在恢复发展阶段，各种研究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学的学术会议相继举行，高等院校成立行政管理系，开始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社科院、党校、成人教育系统纷纷成立研究或教学机构。同时一些与之有关的著作也不断问世，在1987年，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成立。这一阶段表示着我国公共行政学开始恢复发展。2．普及深化阶段（1988——1999）
在这一阶段，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同时我国举办了多次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讨会，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在这一阶段，我国一些有影响力的组织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等纷纷成立，是行政学在我国深化发展。
3.专业化、全球化阶段（1999至今）
在这一阶段，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国内的研究渐渐融入世界的范畴，使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发展更上一层楼。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众多学说涌现的局面。
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成就：重新确立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地位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和框架体系；从一般原理性、概括性研究向专业性研究转变；涌现了已大批研究成果；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科研、教学体系；促进了公共管理知识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行政改革；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2.问题：发展水平明显滞后；研究方法单一、固定：重定性研究，轻定量
研究；重宏观研究，轻中观和微观研究；重工具理性，轻目标理性；重理行政主体研究，轻行政客体研究；轻比较研究；行政哲学研究薄弱。
我国公共行政学未来发展趋势：
１、 从国家行政的观念转变为公共行政的观念
世界著名管理大师杜拉克提出：“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因此，回应发展变化的现实，推动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首先面临的便是观念上的革新。关于行政管理的研究，首先要进行的便是观念上的革新。虽然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公共行政学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一些陈旧的观念依然没有从人们脑中除去。辨别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的不同，合理的配置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事务管理范围，并尽可能采用权力色彩较弱的行政方式，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２、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中心地位的置换，由以行政主体为中心变为以相对人为中心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是其在相对人的参与下所为的一种服务行为，把需要服务的相对人视为行政主体的顾客，通过调查，倾听顾客的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以及赋予顾客选择“卖主”的权利，把改进服务质量作为不懈的追求，使相对人能最便捷最容易地得到行政主体提供的服务，而相对人对服务的满意度又是评价服务质量的基本标准。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把相对人放在公共行政的中心，行政行为就必须反过来迎合相对人的要求和意志，以相对人的需求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相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政府最高的价值选择，是政府行为的核心规范标杆。通过行政主体与行
政相对方之间的相互信任，真诚合作，充分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公益与私益的最大化。
３、行政方式的多样化，强制性行政与非强制性行政并举
为了增进公共利益，提高服务质量，强制性行故行为与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均有其生存的空间，并应得到合适的利用。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强制性行政权从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渐次退却，强制性行政行为的适用空间会逐步缩小，而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广泛运用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因
为强制行政并不是万能的，常常会因相对人的有形或无形的抵制而大大降低其功效。就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而言，重点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二是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实施时的公开与参与问题。在公开基础上，实施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主体还应通过审议会、听证会等方式吸纳公众参与到行为的实施中来，以最大限度地取得公众的支持与认同。三是对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救济问题。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正常有效实施，是建立在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和政府对公众承诺的基础上的，尽快建立和逐步完善对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救济制度，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制度等，这对于切实发挥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良性作用，减少其负面影响，将会取到有力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