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士在孔子前，只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且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尴尬的阶层，儒在孔子前，只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委琐卑贱的职业。
士而仕本来是士族子弟的唯一正当出路，从这两个字的造字法可以看出两者的必然路径：士族子弟一旦成人，就是仕。“仕”就是“士”的成人形式，所以，偏旁为“立人”。但是，孔子改变了这样的现实：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言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
在这段话里，我们惊讶地发现：从政之人，仕，反而不是士。士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品格，而不是一种身份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言，士本来就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称谓，这明白无疑，本来无须发问，就如我们今天无须问“何为公务员”“何为农民工”一样。但子贡为什么要对一个本来明白无疑的问题发问？这问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已经在对士进行重新塑造，赋予士新的内涵，子贡此问，问的就是孔子所要求于士的新内涵，新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子路也有此一问：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篇》）
子贡是个外交人才，所以孔子特别提到了“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性格刚直粗野，所以孔子特别嘱咐他要搞好朋友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可见，孔子是在塑造士的品格。孔子所办的私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大人之学。在这样的“大学”里，他超越了知识和技术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加入了培养情怀、眼界、胸襟的“大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
我们看《论语》，孔子和弟子们讨论的，几乎没有专业，没有知识，更没有技术，有的是什么？是有关价值的讨论！唯有一个学生问他技术问题，被他骂回去了，那就是樊迟学稼：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
路篇》）
孔子这三句话牵涉到三个词：礼，义，信。这不是知识，更不是技术，而是——价值！
经过孔子的重新改造，儒士的面貌焕然一新：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篇》）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篇》）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篇》）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 从此，“士”的人生目标不再是“仕”，而是承担价值：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篇》）
故而，孔子 “君子不器”的主张，就是对传统儒和士的否定，是新兴儒和士的道德宣言。钱穆先生亦指出：“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
所以，孔子不但不是“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是“士”而“仕”传统的终结者。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士的核心使命和定位都是“学”，而不再是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