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群众指点，找到离这里不远的一座洋教堂，后来又有人说不是，直到1958年邓小平、杨尚昆等亲自前来，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着里 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然后邓小平又去那天主教堂，发现那里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确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 会址由前门、主楼和跨院组成。大门保留我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风格，两边有一道高高的盖瓦围墙，把院子封闭起来。如今，高大的中国式门楼上方，一块黑底水墨漆金匾上，是毛主席1964年亲笔手书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金字。跨过朱红色油漆大门，便进入到主楼前的天井小院。小院庭以高墙围着，靠围墙的一侧，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用中英文刻有遵义会议简介。
主楼为中西合壁砖木瓦面结构，座北朝南，与大门互成90度角。楼高两层，屋顶瓦面四边飘檐，形似“八角楼”，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塑的花卉。其平面结构与我们常见传统的“四扇屋”大体上相似，只不过是旁边多了一个旁厅和一连廊厅，连廊和主楼又成90度角，正对门楼。主楼上下两层四周均有走廊，二楼走廊在正厅门前断开。地层中厅对放着两张两头用长凳搁板的简易床，
席下垫着稻草，墙上挂着当年红军用的粮袋和笠帽。据介绍，那是当年彭德怀、杨尚昆的住室；右边的一间房铺盖稍好一点，是中央保卫局长彭雪枫的住室，左房为参谋住室。地层右边正对门楼的的连廊，就是当年红军总部的作战室，墙壁上挂着大幅的作战地图，桌上放着几部老式的电话机，上面悬着一盏马灯。从这简陋的陈设，不难想象当年红军长征时的艰辛，也体悟到了它非凡的现实意义和对后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深远历史意义。
通往二楼的楼梯有两个，位于主楼后面的走廊。踏上二楼，中厅为文物陈列室。室内陈列着1964年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的复印件、当年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复制品、以及大批当年红军用过的物品。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都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像一首壮丽的史诗，教育着后代人。楼内还有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卧室。朱德、康克清伉俪的卧室就在二楼的旁厅，靠廊厅的那一头。而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住处则不在此楼，而是在距此较远的一幢楼，那楼是当时国民党川南边防军旅长易怀之的私邸。
我们通常从课本、画册、电视上所看到的遵义会议会址的画面，其实是那幢楼的背面。之所以采用这一角度，我想也许是从正面难以拍摄全貌，就算拍出来，其美感要比后观逊色，而且缺乏特色。而从后面来看，可以看到上下两层檐
下柱问的十个券拱，这是这幢楼的主要特色。
参观完遵义会址，我们又到遵义城郊的红军山去参观。红军山下，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巴车，让人充分感觉到了如今红色旅游的魅力之大。上到山顶，是有大概三百多的山阶。在山顶的中央，是一尊高大笔挺的红军纪念碑。绕到纪念碑的后面，再往上走一些，就看到很大的几块石板上，刻着不计其数的当年在贵州作战牺牲的红军烈士的名字。 从红军山望下去，能看到整座遵义城的全景，笼罩在雾气之中。这绝对是一个将现代和古老融合得十分美妙的城市我想，生活在这里，也一定是件十分享受的事情。应该感谢那些当年不计其数为革命英勇就义，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享受今天的幸福和安定。所以，我面对那位可爱的红军医生的雕塑，深深地鞠了一躬。 (编辑：鲁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