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1949-1976）”专题读书笔记
严开强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崭新局面（1949-195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篇章。建国初期，在党和国家的努力推动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1）政治合法性的极大提升。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①如果一个政权缺乏合法性或合法性不足，它将不能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谈政治发展更是奢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终于被推翻了，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统一作为正统王朝的标志，其形象扩大了一百倍，而成为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这个象征不但是一种文化，而且现在是一个国家，它通过国际交往逐渐代替了地方，而成为中国的社会精英认定效忠的中心对象。”②全国的统一为新生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1949-1956年之间的史料），使得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更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2）维护政治稳定，巩固新生政权。李元书指出：“当一个国家刚刚经历过民族主义革命的洗礼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以后，社会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政治稳定，巩固政权。只有实现政治稳定，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从而进一步为政治民主发展创造条件。”③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从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国内政治稳定，进行现代化赢得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通过这些努力，维护了新中国的政治稳定，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
（3）确立人大制度，完善民主政治。建国初期，由于条件的不成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民主政
参见董怀杰：《论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载《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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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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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书主编：《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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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初步构架起来。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政治真正从法律上得到完善。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宪法中也得到了明确规定。新中国的老百姓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使中国民主政治初步运转起来。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的运行为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4）重建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旧的政治制度不太可能适应新生的国家政权，所以政治制度的重建迫在眉睫。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等。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和颁布，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在一些具体的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①
（5），增强政府能力。“从建国至‘一五’结束，整个中国政府能力有了全方位的发展。这一发展的支柱和根本动力是政府政治和军事能力的强大。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经济社会调控能力的强化主要得益于经济让会管理的军事化和政治行政化。前期文要是经济社会管理的军事行政一体化，后期主要是经济社会管理的政治行政一体化，即计划化。”②一个高效能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推进政治发展历程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建国之初，中国政府能力的大幅提高，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曲折时期（1956-1966）
熊光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前后30年之比较分析：制度变迁的视角》，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版，第5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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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雪华：《政府权能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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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在积极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同时，中国政治生活也出现了曲折”。①
（1）结合中国实际，理顺政治关系。政治发展在本质上来讲，就是政治关系的发展。政治关系的理顺，对推动政治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标志着开始着手理顺各种政治关系。“‘十大关系’后五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②尤其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都是政治生活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
（2）认清国内主要矛盾，全面探索政治发展。“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③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政治发展方面，八大要求：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团结国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④八大的召开以及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的意义。
（3）开展全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政党是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⑤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完成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中国政治的发展也必然包含党的建设和发展。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党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处于执政党的地位, 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有许多同志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方法处理问题, 容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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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朋：《中国政治发展60年：回顾与思考》，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第14-21页。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页。 ③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④
张钦朋：《中国政治发展60年：回顾与思考》，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第14-21页。 ⑤
参见李元书主编：《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38页。
生特权思想, 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此次整风运动，大大推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等，为党的建设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1956-1966年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5年，开始抗美援越，抗击了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独立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以上这些，都为党领导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然，在积极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同时，中国政治生活也出现了曲折。“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号下,党的‘一元化’领导被理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视，政府、司法机关不再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立法工作基本停顿；行政体制与司法体制在一定程度被扭曲、被削弱,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始遭到挫折。”①
三、中国政治发展的全面衰退（1966-1978）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下，中央和地方许多干部收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党组织纷纷停顿；政治生活以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缺少法制保障。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文化大革命”是“党和国家政治摧毁、政治分裂的时代”②而“所谓党和国家政治摧毁是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非制度化的失灵、失效，‘名存实亡’或者非制度化的撤销和替代。”③可以认为，“文革”十年，是中国政治发展出现全面衰退的十年。
用政治发展的内容，即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等，来对“文革”十年中国政治的发展加以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可以说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缺乏制度保障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动乱。“‘文革’期间的群众参与
熊光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前后30年之比较分析：制度变迁的视角》，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版，第5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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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③
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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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轰轰烈烈，范围也很广泛，但实际上参与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根本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实质内容，更缺少法制保障。各派之间相互争斗，政治参与仅仅按照一个模式进行，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存在；大量冤假错案不断出现；一些人既是政治参与的成员，又是破坏法律的不法分子。这种没有法律保障的政治参与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动乱。”①这样的政治参与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俨然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破坏。
（2）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未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控制。由于“建国后没有集中力量认真地清扫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这样造成了一种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里发展个人专断的条件。”②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迅速地集中权力，并使自己凌驾于制度之上。这是典型的“人为”的国家集中控制，由于这种“人为”的控制并不像“制度”控制那样，是以政治分化为前提和核心的，所以并没有使国家控制建立在科学划分全能的基础上。③
总的说来，“文华大革命”给中国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政治发展出现严重倒退。“它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了一股无政府主义之风的狂潮，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纪律，践踏了国家的民主法制，政治社会秩序收到严重破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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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③
参见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④
张钦朋：《中国政治发展60年：回顾与思考》，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第1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