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
姚洋2008．10．
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但是，我们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然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几种流行解释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且不说这种解释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4%，而2007年全球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
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短视的话，由此带来的好处应该计入国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用。本文的关注点不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想强调，计划经济的失败——如果是失败的话——更多的不是经济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和社会的失败，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权利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的破坏。
对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第三个解释，是中国的增长是靠低人权、低福利维持的。这个观点被许多人接受，但是，问题很多。首先，人权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外延，很难找到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因此，所谓的“低人权”也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定义。虽然人权并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却肯定是人权的一部分——少数精英可能可以饥寒交迫地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普通百姓最首先的要求。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增长是包容性的。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让近三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有人会说，这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脱贫是一个自然的恢复过程。但是，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压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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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结果，因为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人权状况的改善发生的，不管这种改善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得益，尽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收入差距在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把1.4亿农村居民带入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这些农村居民就不会到城里打工。尽管一定的歧视还存在，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但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过去三到五年大大降低。
这里有必要提及，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农村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没有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我们知道，入世是促成中国出口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当年的出口量是2662亿美元；此后，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07年，总量达到1.218万亿美元。而农村移民的数量在2000年是七千多万，到2004年就增长到1.2亿。
在当今世界，经济开放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还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基本赶上了世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被世界落下。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贸易是这个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因而，中国应该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环境的低质量一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看中国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比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享受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员；相比之下，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总人口的12%享受医疗保险。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却比印度要好，这说明低社会保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同样，比中国环境标准执行更不力的国家大有人在，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低环保标准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较高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环保执行力度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理由。比如，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业加快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等等。
那种认为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帮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他们在相伴发生的两个事件当中按照他们已有的逻辑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股票价格上涨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女性选择裙子颜色和股市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第二，他们忽视了福利问题的阶段性。能够成为北欧那样的健康的福利国家当然好，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无疑是揠苗助长。
以上所讨论的几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多少都带有“漫画”的性质（李实语），即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进行大而化之的处理，仅仅通过一些类比建立某种因果联系。这种倾向有两方面的坏处。一是误导民众，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民众往往倾向于相信，知识分子的结论是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漫画式的解释给民众传递模糊不清的信息。二是妨碍认真的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漫画式分析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清晰的定义，逻辑似是而非，因此可以让分析者躲避别人的批评——当被人批评时，他们总是可以说，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当然和我们比较低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关，但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才更应该时刻保持对自己的警惕，不要沿着败坏的斜坡滑下去。
中国奇迹与华盛顿共识
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是，改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把改革的三十年和计划经济的三十年进行比较，最大的差别是前者是不断向着市场经济迈进的三十年，而后者是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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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市场的三十年。同时，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我们也发现，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的国家也是那些像中国一样对原有经济体制——其中多数是以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管制为特征——进行了改革的国家，如印度和越南。因此，用改革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国内外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政策、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挑战，美国记者约什华·库伯·拉莫（JoshuaCooperRamo）甚至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
威廉姆森给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拓展税基和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和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减少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规制、保护产权。可以看到，除了利率自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或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其它九条内容，或正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我们一直保持了非常谨慎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占一年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税收占GDP的比例；同时，我们也比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即使是通胀最高的1994年，年通胀率也只有24.1%——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高了，但是，其他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月通胀率动辄达到这个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严重的短缺，一次性地放开价格势必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改革的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认为，通胀是改革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必须忍受，是1985年秋天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扭转了这个观念。在这次著名的会议上，国外知名学者如科尔奈和托宾强烈警告中国不能放任通胀的蔓延，国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重视对通胀的控制。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轮通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年通胀率没有超过5%，远低于前两轮的水平，说明政府对通胀的控制能力在提高。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从来没有被民粹主义的诉求所左右。在1994年税改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弱，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税改之后，各级政府的收入加速增长，但除了必要的工资性支出之外，多数政府收入被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五年，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明显增加。事实上，中国省际的收入转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税收方面，从1978年到1994年，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自主权很大，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政府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即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不会超过17%，也就是说，税改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很低的。税改之后的十多年里，增值税成为最主要的税种，但所得税的分量在最近几年不断提高。随着国家税收的增加，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并轨之后也由33%降为25%；目前，新一轮的减税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在对外开放方面，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建议。中国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是发展中经济体所少有的，时至今日，中国60%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贡献的。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78年至汇率并轨的1994年间贬值了200%，大大刺激了出口。目前，出口已经达到GDP的30%以上，是大国中最高的。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的，当发达国家纷纷抵制自由贸易的扩大的时候，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
在产权改革方面，19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见证的最大变化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改制即民营化。而且，对产权的保护也在加强，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等法律的出台，产权保护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最后，在企业规制方面，经过19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企业的注册程序大大简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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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门槛和注册成本降低；另一方面，破产法的实施为企业的破产创造了条件，并保证了改制中企业职工的妥善安置。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而是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采纳，或者即使采纳，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半途而废？
华盛顿共识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都起作用，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就更应该起作用。信息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和美国的大同小异，一个硕士研究生至少掌握了中级水平的经济学知识。那么，问题只能出在掌握政策制定权力的政府身上；我们的问题因此变成：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合适的改革路径以达到这些政策？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无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体，其政府都可以是中性的，然而，中性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特例。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政府。
中性政府的定义
当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中国有一个威权政府，并倾向于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威权体制。但我们的解释必须具有国际上的可比性和可传递性。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应该具有推广价值，即别的国家经过努力也能做到，否则我们的工作的意义就会大大缩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如果能够总结出成功背后可推广的经验，中国就可以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政府。无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体，其政府都可以是中性的，这个概念具备国际的可比性和可传递性。
中性政府的第一个性质，是它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可以独立于社会中各个人群之间的利益瓜葛，采取主动的行动。东亚成功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其政府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中性政府的第二个性质，是它更关注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平等地对待社会中所有的群体就是它的最优选择——照顾特定集团的利益不仅不会给它带来额外的收益，而且会增加没有被照顾到的群体的反抗概率。由此也引出了中性政府的第三个性质，即它更关注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中性政府平等地对待社会中所有的团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团体之间对公共资源的掠夺性竞争，对任何团体而言，纯粹的再分配都变得没有吸引力，政府因此可以、也必须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反过来，如果一个政府满足以上三个性质，则它一定不会偏向任何社会集团，也不会受任何社会集团的左右。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中性政府就是一个自主的、关注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政府。显然，这样的一个政府会采纳有利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也会采取正确的路径对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然而，中性政府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逃不出以下四种政府形态：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阶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两种政府都不会关注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前者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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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这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有关：在一个存在极端社会不平等的国家，政府更可能被少数精英所把持。
中性的中国政府
在中国，出现一个中性政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和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合拍。即使是在中央政府内部，各部委也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简单地把它们加总并不能保证顺利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除了像农业改革这样的少数例子，绝大多数改革都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既制造得利者，也制造失利者。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平衡各方的利益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政府在各个方面的表现符合中性政府的定义，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总体而言，在改革和政策制定时，中国政府把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置于首要考虑位置。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每时每刻都想着社会的长远利益，也不是说每个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社会的长远利益。在一些时候，政府政策可能偏向某些阶层，在另一些时候，可能偏向另一些阶层；在一些地方，政府更偏向资本，在另一些地方，政府更注重民生。但是，把过去三十年和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会发现，各个阶层和各个地方都从发展中得到了好处。
当然，每个阶层或地方得益的多少是不一样的，收入差距在拉大。然而，收入差距的拉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政策是有偏的，而有可能是经济规律使然。这里的问题很复杂，不是本文所能讲清楚的，但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收入差距听之任之，而是力图弥合这个差距，新农村建设就是措施之一。
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利益的协调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党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明显的政策失误。改革开放之后，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向社会利益协调者的过渡。也许其核心信念——建设一个强大而平等的中国——没有改变，但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主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了两波意识形态转变。
第一波发生在1978-1987年期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的序幕，放弃了激进的意识形态，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1987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党代会肯定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第二波转变始于1993年并结束于2002年。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进程经历了一些停滞，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之后才重新启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而为1990年代的改革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2002年底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为意识形态的转变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对1990年代改革所完成的工作的总结。
可以看到，这两波转变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起始于一个开创性的理论，终止于一个总结性的理论。党在国家内部起的作用，是协调不同政府层级、不同政府机构以及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目标是加速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还有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复兴，而经济增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上观点是从历史和动态的角度给出的总结。当我在学术会议上、或私下与朋友谈论这些观点的时候，往往听到对它们的强烈批评，许多人都认为它们不符合日常观察所获得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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